王小波是中国当代不多见的富有理性锋芒的作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书写文革的。在他看来，“文革”是中国传统文化痼疾的一次综合爆发，堪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负面坐标。只有对“文革”的深刻成因和荒谬逻辑进行揭示和批判，中国才能摆脱阴影，重树理性，恢复良知，真正意义地走向现代化。千百年来，史学或文学对于社会灾难的解释，往往不脱奸臣乱世、忠良受难、不改其节、矢志救民这一通行的叙事模式。因此，历代读者所见到的社会灾难，往往充满了精英品格与奸佞伎俩的对立，而普通民众的遭际和感受，几乎被史笔所遗忘。这样的叙事模式同样被“文革”题材的作品所继承。王小波选择了与多数“文革”题材作品完全不同的视角。在他的笔下，一些草芥般的小人物成为受难的主体。这些人物在社会生活中都是尘埃般的角色，然而即使卑微至此、边缘至此，也还是没能逃脱“文革”普施于大众的心灵威压。这种不易察觉的威压不像揪斗、酷刑、杀戮、武斗那样激烈直露，但却慢慢侵入肤髓、使人陷入被愚弄、被设置的悲哀。对于小人物所受到的心灵伤害，王小波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受锤”一说出自《黄金时代》，原指雄性牲畜遭阉。在王小波的小说里，男主人也公大多具有超出常人的性能力，但无论他们当初如何青春无忌、如何活力四射，都无一例外地走向萎顿和“受锤”的境地。小人物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心灵锤骟，就如同遭遇一把杀人于无形的钝刀子，虽不见血，虽无声息，但却致命。王小波的作品中没有所谓正义与邪恶的对立，没有残害忠良式的暴行，也没有哪条政治路线的胜与负，他跳出了“文革”类作品惯常的叙事模式，从底层去观察历史，让小人物去传递丰富耐读的时代信息，去折射国人的心灵伤害，去展现社会灾难的广与深。王<WP=34>小波这一关注视角的改变，把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引向了更加深刻的层面。需要指出的是，在王小波的心目中，“文革”这样的社会运动，并非是一位或几位领袖人物单纯依靠个人的力量发动起来的，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痼疾的集中体现，是整个社会内分泌紊乱的综合症状，它有着深刻的社会群众心理基础。过去，我们在“文革”题材的小说和电影里常常见到的说法是：人民群众是被欺骗、被蒙蔽、被迫害的对象，这些说法忽略了人民群众在政治运动中的重要作用。王小波的深刻之处在于他能够认识到，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其实也是“文革”的参与者。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谈到了“中彩”。“比方说我爸爸吧，作为一个搞文史的教授，他的后半辈子总是中些小彩；不是学术观点遭到批判，就是差点被打成了右派。没有一次中彩后他不干点怪事的，不是痛哭流涕的说思想没改造好，就是恬着老脸跑到党支部交上入党申请书。”“……希望党组织一时糊涂把他吸收进去……又狂想自己思想能改造好，不但再不受批判，还能去批判别人。”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其实“我爸爸”一直在竭尽心力地“曲意承欢”，他在主观上是积极参与“文革”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他也就不会有后来诸多的痴痴癫癫的表现。虽然身为文史教授，可是在“革命风潮”来袭之时，“我爸爸”似乎本能地丧失了论证、判断和分析的能力，完全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统治者的权威意志。他甚至已经把打着革命旗号的盅惑当成精神养料和价值标尺，十分自觉地进行自我模塑。受虐者对施虐者所表现的无限忠诚、无限奴性在此袒露无遗。王小波清醒地意识到，面对强权、面对威压，我们骨子里的奴性，总是屡屡自觉地配合权威意志，有意无意地助长施虐者的嚣张。王小波在评论辜鸿铭所主张的在权威面前甘为臣妾的观点时说：“这是一种无限雌伏、无限谄媚的精神。清王朝垮台后，不准纳妾也不准打屁股，但这种精神还在，终于在‘文革’里达到顶峰。”除去奴性之外，“我爸爸”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他的人格表<WP=35>现出十分明显的分裂性：一方面“无限雌伏”地迎合着权威，努力改造自己，一方面又伺机跻身权威的行列，求得发威逞狂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机会。健全人格消失于俯仰之间，泯灭于“中彩”之际。事实上，可以批判别人的特权，吸引力是相当大的，一个平时普普通通或默默无闻的人，忽然间获得生杀予夺的大权，忽然间出人头地，高踞于万人之上，可以体验肆意施暴的“快乐”，内心缺乏道德感的人是不可能战胜这种诱惑的，况且这些诱惑又经过了种种“革命口号”的包裹。“文革”的那些口号，在语言修辞上是夸大的，虚张声势的，迎合了一种自我膨胀的心理取向，它极大地刺激了人性深层那些疯狂和邪恶的因子，直接导致了许多暴行的发生。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处”，广大民众就不会那么群情激昂地投入到“革命风潮”中去。可以说，在“文革”中，这种渴望拥有特权以凌虐他人的心态是相当普遍的，王小波对这种“群众心理”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值得关注的是，面对权威意志的高压，王小波经常回以判逆与反抗，同时对专横的钳制性力量进行幽默的解构。王小波塑造的许多人物都有捣蛋鬼、半调子的特质，他们的言行总是有违常理，以装疯卖傻、顽劣不羁、嬉皮笑脸的姿态震撼了“一个统一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