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监会在2006年和2008年分别颁布了半强制分红政策制度,该制度最终规定上市公司近3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发放的股利,不得低于公司连续3年平均可分配利润的30%,否则不能进行再融资。然而在该制度颁布后的十年间,依旧有一部分上市公司在一年内不派发任何现金股利,此外绝大部分派发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仅仅支付明显偏低的现金股利额度,大股东获取合理现金股利的权利屡遭侵犯。因此,探究大股东如何发挥其治理机制,维护自己获得现金股利权利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大股东退出威胁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关注,他们发现退出威胁能够显著的减少代理问题,约束经理人和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从而产生治理效应。但是,目前鲜有文献探究大股东退出威胁治理造成的经济后果,对大股东退出威胁治理与企业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的研究尚未有一致结论。本文基于此,研究大股东退出威胁治理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制定产生的作用,并进一步引入大股东异质性,探究不同性质的大股东产生的不同退出威胁治理效果,对企业现金股利政策有什么影响。本文以半强制分红政策颁布后,2009年到2018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对大股东退出威胁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推导与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退出威胁的存在,会迫使企业在制定现金股利政策时考虑大股东的利益,退出威胁治理机制对企业现金股利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然后在考虑大股东异质性的情况下,本文还发现,大股东人数的增加,能提高其退出威胁的治理效果,对现金股利政策有更为积极的影响,拥有更高持股比例的大股东,产生的退出威胁治理效应更强,能迫使企业更愿意派发股利并提高股利支付水平。本文进一步还发现,机构大股东更愿意采取退出威胁治理方式,来维护自己获得现金股利的权利;外资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治理也能对企业产生良好的治理效果,促使企业派发更多的现金股利;国有企业中,大股东使用退出威胁进行治理的效果不佳,退出威胁未能对现金股利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大股东同时进行管理层工作时,其更愿意采取直接参与治理的方式,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较差,对现金股利的促进作用显著小于非管理层控股股东;当大股东参与监事会的工作时,其面临的代理问题更小,更不需要退出威胁发挥治理作用,因此对现金股利的促进作用也较小。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了企业派发现金股利的原因,拓展了退出威胁治理能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丰富了对大股东异质性的探讨。并且对大股东怎样发挥治理机制获取合理的现金股利提供了理论建议,对企业应针对不同大股东选择不同标准的现金股利政策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