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断发展充实。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我国中小企业能很好地适应市场的不断变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截至2013年末,我国中小企业注册数量已经超过420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九成以上,创造近60%的经济总量。我国中小企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构造市场经济主体,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力量。特别是当前,在确保国民经济适度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教兴国、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不分地区和发展阶段而曾遍存在的现象,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保证正常合理的价格的形成、维护市场竞争活力、确保经济运行稳定、保障充分就业的前提和条件。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处于制度变迁的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已经日益显现。但是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政策不公,对大企业优待多,中小企业考虑少；对公有制企业优待多,对非公有制企业考虑少；政策适用不够公平；人才流失严重,许多中小型企业难以留住高水平的人才；融资困难,告贷无门,一是供应不足,我国尚无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金融机构,二是保证缺乏,我国中小企业担保机构少；不同省市的非均衡发展现象特别严重。可以看出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大力扶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就不乏其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定性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偏少。因此本文没有停留在抽象的属性讨论之上,而是将中小企业数量与其影响因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系统模型进行仿真研究,借鉴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对未来几年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进行预测,并对影响该数量的因子是如何对其造成影响以及影响到何种程度进行深入剖析,从而为我国中小企业的理论研究增添一个新的视角,为政府对中小企业制定扶持政策给予一些有效的分析及可行的建议。本文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的对象直指中小企业,从中小企业的定义入手,对当今世界上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中小企业界定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再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界定标准的制定历程对不同背景下的界定方法做了详细阐述。鉴于美国、日本、德国的中小企业界定标准,认为中小企业的界定应该以定量界定与定性界定相结合的复合性标准更为适宜,一方面定量界定便于统计研究、方便立法规制,另一方面定性界定可以更明确的反应中小企业的本质,为政府调整经济发展的战略战术给予指导。从印度、俄罗斯、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界定标准的发展历程上来看,对不同的产业应有不同的细分标准,更为准确的描述各类中小企业的现实情况,防止以偏概全,避免出现政策不效率、覆盖范围不当的状况。无论定性还是定量,不管细分还是统一,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都应与环境相适宜,对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情况下的中小企业界定应有不同的方法。在明确了对中小企业的界定之后,本文又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历程作出了详细的梳理,将建国后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到1965年的发展初级阶段；1966年到1977年的稳步上升阶段；1978年至今的变革转型阶段。然后对现存的多种中小企业分类方法进行比较,并按照企业所拥有的技术资源尝试性的将我国中小企业分为三类：传统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专业型中小企业三类。接着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三个主要特征——企业所有制多元化、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企业更替速度快——进行了分析讨论。最后对我国中小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缓解就业压力、推动科技创新、扩大出口总额以及调节市场机制的作用地位作出了证明与展示。经过对上述各部分内容的研究,确定了什么样的企业是中小企业,我国中小企业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历程,当前中小企业的分类特征以及地位作用之后,本文对影响中小企业的创办因素做出了理论研究与阐述,提出中小企业的STEEPL分析法,对各个影响因素做出了详细阐述。首先将影响中小企业创办、发展、灭亡的因素分为六个部分：社会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因素、环境因素、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再将每个因素细分并分析细分因素与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关联,论证其是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将社会因素分为人口因素、教育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因素,经分析发现人口数量、教育水平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中小企业的新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将技术因素分为技术创新因素和研发投入因素,经分析发现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与中小企业的新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将经济因素分为经济增长因素和企业竞争程度因素,经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中小企业数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企业竞争程度显示出双向作用,既加速新生企业迸发,又促使那些不具核心竞争优势的中小企业倒闭消亡；环境因素主要考察了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并发现资源依赖程度越高,中小企业的新生率越低,这与“资源诅咒”理论不谋而合；政治因素主要考察政府对中小企业管制的宏观政策导向,它通过准入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财税政策、科技政策、信息政策、金融政策等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造成影响；法律因素主要指法律法规,不同的法律法规以及其实施的力度都对中小企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通过对中小企业数量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构建出我国中小企业数量系统模型,其中包含人力资源子系统、技术创新子系统、宏观经济子系统、环境资源子系统以及中小企业子系统,将它们有机结合成为中小企业总量系统。通过对企业总量、GDP、企业新生率、人力资源水平、技术创新水平、资源依赖指数等三十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对变量间进行一元线性回归以及多元线性回归计算出各个参数值,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方程。其中在人力资源水平的测算用到教育年限法,在资源依赖指数上主要采用资源依赖程度的评价方法,但为了适应本研究对原始方法都做了一定的修正。创新性的提出中小企业新生率的概念,指以某一特征时期的中小企业新生数量为基准,其他时期的中小企业新生数量与之比值计算得到的当量。并以之为因变量,人力资源水平、技术创新水平、资源依赖指数为解释变量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它与人力资源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而与资源依赖指数呈负相关关系。通过该方程将中小企业新生率与技术创新水平、人力资源水平和资源依赖指数三者连接起来,探索各个影响因素对中小企业数量的影响机制以及影响程度。最终利用仿真工具Vensim对系统模型进行仿真得出结果：预计到2020年为止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将达到18112.9万家,比2009年的4292万家增长13820.9万家,复合年增长率为12.7485%；GDP将达到1716530亿元,比2009年的340506增加1376024亿元,复合增长率为14.4311%；在未来的几年里,由于人力资源水平在增长中受到人口数量增速放缓的影响,造成中小企业的新生数量增速的减慢,通过反馈回路间接影响到研发投入的数量,形成轻微的阻碍效应,同时,受到人力资源水平的影响,教育投入也出现增速下降的趋势,但并不明显；与原始状态相比,税率的上浮会导致中小企业数量的增长出现前期降低后期升高的趋势。通过对模型仿真得到的数据与历史数据进行对比计算误差,发现与历史数据吻合较好,误差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最后对模型中控制变量的调整,探寻中小企业数量及其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在教育、研发、资源依赖等多个方面为政府提出可能有效的政策建议以扶持促进中小企业的合理、高速发展。提高弱势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如大学园区向三线城市转移,改变小企业生成率在省会及非省会城市之间的显著差异,提供更多的专业技术培训平台解决城乡间的人力差异。提供相应的政策使劳动力能够从高密集区域如北京、上海向其它中密度或低密度城市转移,减少大城市因就业竞争而导致的劳动力闲置与小城市因劳动力不足而导致的创办企业难之间的矛盾。“全面扶持,重点培养”,降低企业创办门槛,提供鼓励企业创办政策,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激励小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建议政府建立一个综合性质的网络信息平台完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