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共时性”概念的提出与中国典籍《易经》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一方面,受卫礼贤翻译的德译《易经》的影响,荣格从中受到启发,将《易经》作为其“共时性”的跨文化例证之一;另一方面,在以《易经》为其思想支援的同时,荣格又已在有意无意间用其“共时性”原则来诠释东方经典《易经》及其代表的中国思维。而荣格在1950年写的《易经》英文版序言恰恰就是这种关联的缩影。本文即以荣格所撰《易经》英文版序言为入口,从此篇文献中探析荣格“共时性”对《易经》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思维方式的理解,由此“一斑”窥探荣格“共时性”诠释《易经》的两个维度:“共时性”与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易经》思维观的正面关联及“共时性”的内在思想模型——荣格自身的无意识心理学对《易经》的荣格式诠释。因此,本文的第一章即是对荣格《易经》序言内容的梳理和分析,呈现出荣格“共时性”对《易经》诠释的张力表现。第二章内容主要是对荣格“共时性”概念内涵的介绍,分为广义内涵与狭义的心理学内涵,从中挖掘出“共时性”的心理学作用机制。第三章内容则继而将“共时性”与《易经》的思想联系坐实,侧重于撰写荣格“共时性”思想与传统《易经》思想间的遥契,主要在于展现“共时性”对《易经》的整体性思维、传统语境中《易经》占卜的非因果性援用的有效维度。第四章内容则倾向于反思荣格的“共时性”思想与传统视野中《易经》思想的扞格之处,侧重展现“共时性”与《易经》的感应观、时间观上的龃龉。三、四两章通过对荣格“共时性”诠释的《易经》思维与中国传统语境下《易经》思想的平行比较,分析两者间的融通与分判,从而探寻荣格的“共时性”思想对《易经》和中国思维的吸纳、改写及两者间的区隔。通过透析荣格对《易经》的诠释,可以发现“共时性”与《易经》的“共鸣”其实存在着一种和而不同的张力:荣格一则试图努力地理解和靠近中国传统语境中的《易经》思维,一则仍用其“自我”语境中的无意识心理学思想来诠释《易经》和中国思维方式。其实张力本身是中西方文化对话的常态,从彼此的对话中,“共时性”与《易经》都既更为清晰地认识了自身,也更多的从他者处更新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