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印度发源,经过雪域藏区和西域荒漠传入蒙古高原的佛教,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培育了一大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高僧大德和僧人学者。其中包括蒙古族高僧,他们当中有人以蒙、藏两种文字撰写出的众多著述流传至今,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乌拉特高僧罗卜桑丹毕坚赞及其著述,是不久前才引起学界关注的。本文选择乌拉特高僧罗卜桑丹毕坚赞藏文全集中的四篇传记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其内容、形式结构、写作风格和实用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同时关注和探讨了这些藏文传记对蒙古族传记文学的传承与发扬。本文以高僧罗卜桑丹毕坚赞的四篇藏文传记为展开研讨的基础资料(本人蒙译文附在文后),结合罗卜桑丹毕坚赞的本寺——乌拉特巴音桑代苏木历史档案,以及自己赴该寺庙遗址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论、附录构成,正文由三章内容所组成。在绪论部分中主要交代了研究目的、意义、研究方法、研究资料和研究现状。迄今为止涉及乌拉特高僧罗卜桑丹毕坚赞及其著述的学术论文尚不多见,只有《乌拉特高僧罗卜桑丹毕坚赞研究》一文,对罗卜桑丹毕坚赞的生平进行评述,并把他全集中的文学作品归纳为诗歌、箴言和传记等三种体裁予以论述。这一涉猎不多的学术阵地引起了我的兴趣。本文绪论部分是在上述论文提供的相关信息启示下,结合乌拉特巴音桑代苏木历史档案上的有关记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罗卜桑丹毕坚赞的生平。罗卜桑丹毕坚赞出生于19世纪初,1812年被认定为乌拉特中旗巴音桑代苏木右翼二世活佛。1823年前往藏区求学长达20多年。对于他的这段历史在巴音桑代历史档案中,并无详细记录。此间该寺日常事务主要由第二世左翼活佛掌管。左翼活佛于1843年圆寂,1847年罗卜桑丹毕坚赞才返回原寺接管寺内日常事务,直到1877年逝世为止,又长达30年。此间他与内外蒙古、雪域藏区、清廷和内地诸多寺庙建立了往来关系,亲自参与各种佛事活动,受到了各界的赞许并获得各种名号。其一生有80余篇藏文作品,归一文集,有塔尔寺木刻版。正文第一章,简要地介绍了四篇藏文传记的主要内容。依次为《宗喀巴大师传》、《佛祖释迦牟尼传》、《嘉木样协巴多节传》和《班钦索南扎巴传》。每一传记为一节,分别叙述了高僧罗卜桑丹毕坚赞使用藏文撰写的那些传记里,大致上对每个主人公的本生传、诞生征兆、父母情形、幼年出家、求学奋进、修炼成就、广转法轮、涅槃寂静等事迹均给予了言简意赅的描述。同时,作者还在各传记结尾处著录了一些与本传的撰写有关的信息,对于了解传记内容及其用途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正文第二章,通过对乌拉特高僧罗卜桑丹毕坚赞撰写的四篇藏文传记与相关的宗喀巴、释迦牟尼、嘉木样协巴多节、索南扎巴等人的详细传记进行比较和分析研究,总结出了它们在内容和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四篇藏文传记在内容特点上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共同点：一是内容篇幅短小精炼。作者在撰文过程中,对每一个具体人物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成长过程,通过列举一两个典型例子来概括这一时期发生的多个事件。二是内容翔实。在四篇藏文传记中,基本涵盖了那些历史人物的出生年代、父母、原籍之类与世俗生活有关的信息和出家学佛、持戒修炼、成为大智者并广传佛法直至圆寂的一生重要事迹。第三个特点为,在撰写传记人物的选择方面,具有代表性。即选择了与蒙古族历史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佛教高僧大德。释迦牟尼为佛教创始人；宗喀巴是格鲁派的始祖；嘉木样协巴曾为佛教在安多地方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与青海蒙古有着密切联系；而班钦索南扎巴则照料过第三世达赖喇嘛的幼年生活,同时他所撰写的《智愚辨别具善格言白莲花束》在整个蒙古地区具有较广的影响,曾被不同时期的蒙古学者极为推崇。第四个特点是它的实用价值。在每篇传记结语里,作者清楚地交代了撰写该篇的原委,有的是为寺庙法会的念诵而撰写的,有的是为纪念某一宗教节日的诵经而撰写的。由此可见,本文探讨的四篇藏文传记,实际上是利用传记这种文学体裁,把那些佛教高僧大德的事迹通过寺庙诵经活动传播给每个僧人和广大信徒。通过对每个具体作品的表述形式与结构特点的观察分析,不难看出这四篇藏文传记均由篇头诗、正文和结尾诗三部分组成。为了诵读方便起见,作者把绝大部分内容都用韵文表述。在实际用词修饰方面,作者与当时僧人学者推崇檀丁的《诗境论》一样,在他四篇藏文传记中也可窥到一些运用该理论的某些例证。正文第三章中,简要分析了罗卜桑丹毕坚赞四篇藏文传记的传承性。在形式结构方面,这四篇藏文传记显然继承了印藏传记文学的写作传统。与此同时,就内容而言,与传记文学体裁的概念相符合,每篇均涵盖了该历史人物的一生。除此之外,特别为寺院法会诵经而作的明确目的,使这些传记,有其创新之处。将它与藏传佛教其他寺院法会中普遍常诵的经书相比较,乌拉特罗卜桑丹毕坚赞创作的这些传记,主要是在自己的本寺法会上诵读,这一现象十分有趣。再把它与乌拉特另一座寺院——莫尔根苏木的莫尔根葛根罗卜桑丹毕坚赞使用蒙古文撰写的“传记颂”相比较,本文谈论的四篇藏文传记的传记性较为突出,而“传记颂”则更像颂赞体裁。在蒙古地区,除科尔沁巴音胡秀苏木和莫尔根苏木有着蒙文念诵的传统外,其他寺庙多以藏文念诵。使用传记文学体裁,通过寺院法会等集会将佛陀及其他佛教高僧的一生业绩传播于该寺僧人与信徒,无疑是蒙古高僧做出的一种大胆而具有创新意义的尝试。论文的附录中展示了四篇藏文传记原文图片、本人对原文的蒙文译稿、田野调查中得到的1926年时的寺院照片复印件以及现在的寺院旧址的照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