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叶兴起于法国的象征派诗歌,自20世纪20年代被引介到中国以来,曾为中国诗坛带来了一股革新的力量。随后,在此基础上逐步涌现出的中国象征派诗人群,更曾为中国的新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然而,象征派诗歌因其理论基础的异质性和构成因素的复杂性,在被中国读者接受的过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却并不平坦。数十年间几经浮沉,中国诗人与她的每一次“亲密接触”,都似乎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鉴于此,本文从李金发、戴望舒、艾青及其他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象征派诗人诗歌中的异国因素入手,分别由主题与题材、意象与情绪、章法与节奏、技巧与理论等4个方面分析了这些诗人对西方象征主义文学的借鉴和传承,并试图通过揭示他们各自作品中暗含的这些异国因素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规律,对“谜一般的”象征派诗歌在中国的接受、定位和未来发展加以探讨。 首先,被称作“中国象征派第一人”的李金发在“移植”法国象征派诗歌到中国诗坛的过程中,几乎是以一种“原样复制”的方法将西方象征主义充满异质特色的各种元素运用到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上。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那些偏好表现死亡、丑恶的主题与题材,还是各种悲凉、阴冷的意象与情绪;无论是诗行流动、易变的章法与节奏,还是对“通感”这一修辞手法的运用与强调“契合”的诗歌理论,几乎都可以在法国象征派大师波德莱尔、魏尔伦、马拉美等人的诗歌中找到十分相似的对应。 继李金发之后,戴望舒将象征派诗歌在中国的发展带入了另一个阶段。戴望舒的诗歌在上述4个方面,也能在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和后期象征派诗人果尔蒙、耶麦、艾吕雅的诗作中找到“活水的源头”。但与李金发不同的是,戴望舒在充分吸收法国象征派诗歌养分的同时,又以自身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将二者融合,因此他的作品“兼有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创造出了一种具有中西方双重文化特色的象征派诗歌。 艾青又与前二人不同,他的主导创作倾向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但西方象征派诗歌留下的“魅影”却也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未在他的作品中黯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