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的趋势，有关方面的论著不断问世，其中关于华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尤其令人关注，短短几年，即有数部专著公开发表，中外学者从不同的侧百推动着这一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入。 综观已有的近代华北农村研究成果，涉及到农村市场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学者马若孟(RamanMvers)、黄宗智(Philip Huang)和中国学者丛翰香、乔志强及其合作者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上述研究中，马若孟(The Chinese Peasant Econmy，Agricullural development in Ⅱepei and Shan Tung，18701949)主要以满铁、卜凯的调查资料的依据，对河北、山东农村经济状况作了考察，认为农民能够对市场作出灵活反应，农民生活水下井非下降；丛翰乔(《近代冀鲁豫乡村》)倾向于认为华北农村经济在20世纪前半期有很大发展，并深入研究了各类集镇的状况，但无专章论述农民与市场；乔志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对近代以来华北农村社会作了深入的研究，侧重于进行社会发展史的考察，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得出的结论是：商品化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强化，其著作实际上很多与农村市场问题有关，但未作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些著作对华北农村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但由于研究课题的差开，均未专门着墨于1895—1936年这一时段华北农民与市场关系演变方面。 已故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认为，即使在当代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门的多数。而在近代中国，农民几乎就是人门的全部。我国学者秦晖教授认为，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蒂是个农民社会改造过程。因此，在汲取前人丰硕研究成果基础上，把研究视角放在1895—1936年这一历史空间中华北农民与市场互动关系方面，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华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的根本力量所在，尤其是在当今以农民为先锋，由农村面发起的改革大潮中，对于华北这一特定区域的历史再现，也有助于推动农民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另外，考虑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原则和区域叫社会发展水平高低有别的情况，确定华北农村区域大致包括山西、河北(包括北京、天津)，山东、南及内蒙古部分相邻地区。 通常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华北农村社会的转型起步于甲午战争之后，农民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演变成为其中的推动因素之一。那么，华北农民在整体历史发展进程中是怎样纳入近代市场体系的?市场推动下的华北农民生产、生活是如何实现由自给自足向市场商品交换多样化转变的?农民参与下的市场功能尤其是产地市场一集市功能增添了哪些新的内容?这个研究课题用计量统计、实证及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华北农民生产生活受市场左右，市场推动下的农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与国内外市场的接轨，而市场影响下的消费领域则在进一步体现着近代中国特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即农民离不开市场，但又在封建剥削和外国掠夺面前无法领略到自己劳动成果的滋味，集市功舶的发展搭起了华北农民通往国内外市场的桥梁，但市场级差型结构的长期存在又在制约着其对农民社会的影响力度。这一切致使华北农民与市场关系互动演变过程中具备了不同于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的一些历史特征，即迟滞性与被动性。同时，自然灾害和战争的破坏又使本来起步晚的华北农民与市场关系发展呈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使转型期的华北农业持续发展障碍重重．但没有挑战就没有发展，正象当初出身于农家子弟创业打天下而成功的晋商一样，华北农民在急剧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一时期农民社会流动的频繁性即是突出表现，他们闯关东、走西门、进城市，适应着市场多样化发展的同时，也在缓解着狭小泥上地面前的人口压力状况。 当然，1895一1936年华北农民与市场互动关系的发展，仅仅是华北农民实现山传妆向U门M＋变的小小开端，要突破封建遥篱还有着漫长的历程，要想实现真正的转变，关键在于制度的变革、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建立制度化的管理体系，农民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有序、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