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文化是特殊时代精神所孕育的独特文化形式。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笔者选择了中日隐士中的代表人物进行探讨，以此来标本性地研究中日隐士在隐逸方面的异同。中国隐士的代表，选择了被称为“古今隐逸之宗”的陶渊明。日本隐士的代表选择了“日本中世隐士文学的开拓者”鸭长明。本论文试图通过对陶渊明和鸭长明文学作品以及其所处时代和人生经历的分析，标本性地阐释中日隐士隐逸的异同。分析从三方面展开。第一部分分析二人隐逸社会原因的异同。陶渊明和鸭长明隐逸的共同点是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他们都生活于乱世。此外，二人走向隐逸的道路，都与其所处时代思想意识的变化密切相关。东晋儒学衰退，玄学盛行；日本平安末期净土宗和无常观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深远。不同点在于陶渊明的隐逸是对政治的绝望，是消极遁世的老庄思想影响的产物。而鸭长明则主要受无常观的影响。第二部分对造成二人隐逸的个人原因进行分析。二人隐逸个人原因的不同之处在于，陶渊明隐逸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政治的不满，而鸭长明的隐逸则是由于自身人生经历的不幸而深感人世无常，最终走向归隐。与陶渊明政治色彩浓厚的隐逸相比，鸭长明的隐逸的宗教色彩更浓。第三部分对二人的隐逸生活和隐逸程度进行分析。隐逸原因的不同，造成了二人隐逸程度和隐逸生活的不同。虽然在隐逸后二人都对原来的生活抱有留恋，但由于陶渊明是隐于政治，所以他总是在“仕”与“隐”之间徘徊。归隐后的诗作多赞美田园生活。而鸭长明的隐逸受无常观影响深远，所以他总是彷徨于“现实社会”和“隐”之间，归隐后的作品多感叹人世无常。笔者认为造成二人隐逸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与此相对，日本文化则具有脱政治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