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翻译理论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强调意义与风格之间对等的重要性。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起,翻译界发生了一场革命,即“文化转向”。学者与翻译理论家们试图摆脱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认为不同国家间的文化永远不会达到真正的平等,因此传统翻译理论中“追求词意间的对等”遭到了广泛的挑战。后殖民翻译理论开始产生于翻译界,许多翻译研究者们开始转向于这一新理论,试图从文化批评的角度解释翻译中的一些现象。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强势文化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侵蚀弱势文化;文化间的相互依存日益明显。传统的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被证明是片面的。本文指出,所有的翻译文本都是杂合的,所谓的归化和异化都是由杂合度区分的。翻译活动本身是一个杂合的活动,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元素都在一定程度上被保存在译文中。在这一过程中,两种语言间的文化和语言特征都通过杂合混杂在一起。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被忽视或消除,尽管一些内外部因素会影响其杂合度。本文以《朝花夕拾》为例,意图论证杂合在翻译文本中的必要性。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杨宪益和戴乃迭的译本采取了杂合的策略,译本既不是完全异化的,也不是完全归化的。汉英文化在文本中相互交融,尽管牺牲了语言的纯洁性,但杂合文本丰富了这两种语言。作为一种翻译策略,杂合不仅仅出现在这一特定案例中,也出现在其他翻译文本里。首先,作者交代了理论背景,提出了本文中有待回答的问题,然后简要介绍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此之上,作者提出了有关于翻译中杂合问题的新观点,以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朝花夕拾》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以支持这一观点。此外,结论还被推广到更广泛的领域并讨论了杂合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