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问题是当今中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从全国范围看，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现阶段，我国西北地区的宗教问题尤为突出。如何做好西北地区的宗教工作，不仅需要宗教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也需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因为当代的宗教文化现象大都植根于历史时期，不了解历史时期宗教时空变迁的状况，也就很难准确把握当代宗教的区域特征。历史上，多种宗教广泛流行于西北地区，然而，就其对西北历史文化的影响来说，佛教影响最大。今天，除了伊斯兰教，佛教仍是西北地区分布最广、教徒最多的宗教。因此，研究历史时期佛教文化在西北地区的分布及其变迁，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认识当今西北宗教问题的由来和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寺院是僧众弘法布道的的主要场所，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不同历史时期，西北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公元前1世纪，佛教越过葱岭，首先在塔里木盆地广泛传播，塔里木盆地是汉魏时期西北佛教寺院分布的重心所在。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在西北地区渐渐增多，在以凉州(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河陇地区形成了一条较为狭长的佛寺分布带，长安成为两晋南北朝西北佛教寺院分布的新兴密集地区。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隋唐王朝多次敕令“按州置寺”，佛教寺院覆及了整个西北地区。京畿道和陇右道是唐代西北佛教寺院分布的密集地带，京兆府是寺院分布的密集中心，唐长安城寺院分布的密度在中国佛教史上尚不多见。宋辽夏金时期，陕西关中、甘肃河西、宁夏银川、青海玉树、新疆吐鲁番创建的佛教寺院较多，亦是那时西北佛教寺院分布较多的地区。元代西北关陇地区佛教寺院较多，西宁卫(今青海西宁)、甘州(今甘肃张掖)和凉州(今甘肃武威)是藏传佛教寺院分布较多的地区。明清西北佛教寺院的地理分布以河湟地区最为密集，规模也最大，河西地区次之。 石窟是开凿于山崖峭壁间的特殊形式的佛教寺院，是西北佛教文化的重要遗存。西北地区石窟寺规模宏大，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从现有遗存来看，西北石窟寺按地域特征可分为西域区、河西区、陇中区、陇东南区、陇东区、宁南区和渭北区。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不同区域的石窟在建筑形制和造像手法上异彩纷呈，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西域的岩石质地较松，为防止石窟倒塌，所以把印度支提窟中的舍利塔改造为中心柱，使之起支撑窟顶的作用，同时也便于僧徒右旋礼拜诵经，中心柱形支提窟成为西域石窟的主要窟形。基于同样的原因，西域早期的大立佛可能是用泥土塑造代替雕刻。河西石窟石雕造像极少，这是因为受到岩石松散等自然条件的限制，而且接近西域，故采用了西域石窟塑像和壁画并举的方法，造像绝大部分为泥塑和石胎泥塑。以河西姑减为中心的“凉州模式”石窟，最主要的特点是出现了中心方柱，并把中心方柱的四面分开数层开盒造像。陇中和陇东南地近中原，石窟造像的本土化色彩比较明显，表现出更多的中原艺术风格。往往利用天然洞穴建窟，较完整的佛盒尚未出现，造像尚未形成整体布局，这不仅是陇中区而且是陇东南区石窟形制和造像的特点。陇东地区的山岩多属砂岩，比较坚硬，宜于雕刻，石窟造像大多以石雕为主。宁南须弥山石窟是内地保留中心柱最晚、最多的石窟，石雕造像采用密集平行线阴刻，这种技法被称为“黄土高原”雕刻风格。西北地区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千差万别，石窟造像多姿多彩。总体看来，越靠近西域的石窟，越有印度的特色;越靠近中原的石窟，本土化色彩越强。 佛典之翻译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基础。历史上，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在西北地区持续了将近1000年。初期的佛经翻译多为一人暗诵传译或数人讲译同施。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翻译佛经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十六国北朝时期，西北各地开始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译场。隋唐政府特设翻经院和弘法院，皇家寺院亦常常辟为译经场所，译事极盛，译场组织益臻完备和精密。中古时期，大大小小的译场在西北形成了西域、河西、关中三大译经文化区，长安是中古时期西北地区最大的译经中心。佛教律藏的翻译完成于东晋时代，律学的弘传主要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北朝隋唐时期，(十诵》、《五分》、《僧抵》、《四分》诸律之学率皆流行西北地区。十六国时代，鸡摩罗什在长安时，弗若多罗等人译出《十诵律》，莫定了此后长安成为西北地区《十诵律》之重镇。隋唐以前，关内素奉《僧抵律》，《五分律》亦在关陇局部地区流行一时。追至隋唐，《四分律》成为律学之正宗，长安成为西北地区律学之巨镇，关中律学如日中天。佛教义学以南北朝时期最为兴盛，以隋唐时期最为繁荣。十六国北朝隋唐时期，众多王朝定都长安，义僧大德普会京举，拥经讲肆，长安义苑蜂次栉比，关中聚集一时名宿，佛教义学高于风云，河西地区稍逊一筹，其它地区义理不名。中古西北佛教学术文化以关中最为发达，河西和西域次之，其它地区大为逊色。 佛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众多流派，不同时期西北地区盛行的佛教流派不同，同一时期佛教流派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亦非千篇一律。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