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下,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规范性文件能否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诉讼请求被提起诉讼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亦有甚多学者发表相关的学术意见。在权力监督及行政机关监督作用不明显的境况下,司法机关对行政规范戏文件有无司法审查权是行政相对人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之一。2014年1 1月1日全国人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增设了针对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规定。该项制度的增设开启了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的第一步,也让法院摆脱审查规范性文件越权之嫌疑,对法院正面审查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最高院对推动我国进行全面法治建设具有不可比拟的作用,在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确立以后,为指导司法实践继而颁布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公布指导案例在全国进行推动施行。但是立法的笼统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模糊性不能让该制度发挥其真正的意义,立法上主要表现在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提请主体及请求时限存在疑问。司法应用中主要表现在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依据”关系认定不当、审查标准、审查的范围及审查后续处理等方面还需司法工作者及理论研究者共同努力完善。本文在结合行政诉讼中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的相关案例及部分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通过立法确立第三人启动主体的地位、最高院可通过发布指导案例完善合法性审查基准、尝试确立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与合理性双重审查标准等建议,希望对推动行政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的完善提供有益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