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主要以梁鸿及其“梁庄系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梁鸿作品的分析，讨论农裔作家身份的多样性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探究梁鸿与乡村间的复杂关系。除“梁庄系列”外，本文还将讨论梁鸿的文学批评、散文、访谈等创作，借此探索文本生产背后创作主体的身份、姿态以及心理历程，试图对梁鸿的乡土书写做出较为整体的把握。
　　具体而言，论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农裔作家身份的特殊性出发，围绕梁鸿与“梁庄系列”展开论述；以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对故乡的“回望—重返—离去”三个阶段为基本线索，结构全文。
　　梁鸿在重返乡村前，对自我与乡村的关系进行了思考。脱离现实的书斋生活使她对自我身份产生怀疑，这刺激着她重返故乡，寻找自我与土地的联系。梁鸿选择将自我投入到乡村现实中，行走在大地上，以纪实的形式和个人的坦白展现乡村的真实生活，探究梁庄与自我的形象。
　　回到乡村之后，作为农裔作家的梁鸿，其乡村之子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构成了作家书写乡村的不同视野，影响着她对乡村的想象与解读。一方面，进入故乡后，出生乡村的原始身份使梁鸿具有天然的故乡情结，她对传统乡土世界的追怀和对城市化发展的批判，都通过乡村之子的内在视角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梁鸿试图将梁庄置于整个乡土中国的镜像中，寻找乡村在历史发展中的位置。但这个乡村之子早已离乡，匮乏的乡村经验和历史感使梁鸿感受到了整体性叙述的难度。另一方面，走出书斋后，梁鸿作为高校学者，其知识架构和学术视野成为她创作的思想资源。梁鸿以萨义德式的知识分子为理想形象，希望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承担起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和反思。这具体表现在梁鸿对底层写作的理解和她实际的底层叙述中：一方面，梁鸿尝试跨越知识分子的专业主义倾向，在写作中融入底层经验，呈现梁庄人丰富的生存形态；另一方面，在知识分子的介入中，其无意中流露出的精英意识等使梁鸿与底层之间依然存在距离。
　　在完成创作后，梁鸿发出了终将离去的无奈之音。重返艰难的原因在于，对梁鸿自身而言，曾经“去乡土化”的教育和如今学院化的知识生产，使她在重返乡村后感受到了及物的难度；同时，疼痛的乡村现实带给作家的异乡之感、叙述后的梁庄最终面临被市场消费的命运，同样加深了梁鸿书写的无力感。重返、叙述到离去的过程，呈现出了梁鸿与乡村的纠缠关系。对梁鸿而言，故乡作为梁鸿的审美对象，承担着农裔作家的情感诉求和精神寄托。她无法做到像农民一样真正离开城市回到故乡，身份的差异与城乡的隔阂使梁鸿感受到了重回故土的艰难。离开乡村后梁鸿回到书斋，其自身的写作责任感和情感上对乡村的依恋，使她继续以精神返乡的方式叙述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