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高管腐败不仅仅反映代理问题,有损股东利益,更会影响社会公平与和谐。高管腐败的本质是一种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其表现为高管利用权力进行贪污受贿、违规操作、职务侵占以及在职消费等显性、隐性腐败行为。因此,通过一种或多种的内在机制来约束和制衡高管权力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而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微观制度,其在抑制高管腐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或运行存在缺陷是绝对的。那么,这种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否为高管实施腐败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和机会?另一方面,薪酬作为高管在公司投入后获得的收入,其往往与他人比较,以便获得对个人薪酬水平的主观认知和评价。而薪酬契约是维系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核心,薪酬的合理性将影响高管的心理感知,进而影响高管的行为决策。由于高管是有限理性的,且对不公平有厌恶心理。当高管薪酬低于比较对象时,是否会导致高管心态的失衡,进而为高管发生腐败行为提供了借口?相反,当高管薪酬水平高于比较对象时,高管是否会减少违法违规行为?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实证角度出发,以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高管腐败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以高管腐败为视角深入探究内部控制缺陷的负面影响,以及高管的薪酬公平性与高管腐败行为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究合理的薪酬水平能否缓解内部控制缺陷高管腐败的负面影响。此外,通过南方航空高管腐败窝案的分析进一步充实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企业,高管更容易发生腐败行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管倾向于发生隐性腐败行为,而非国有企业高管倾向于发生显性腐败行为;高管内部薪酬公平性能有效缓解内部控制缺陷对显性腐败行为的负面效应;高管外部薪酬公平性能有效缓解内部控制缺陷对高管腐败行为的负面效应;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地区的反腐程度能够有效抑制高管发生隐性腐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