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合同理论将自利理性作为分析的基础,但是大量研究表明以自利理性为基础的合同理论未能很好的解释和预测现实中人们的真实决策,例如Lim和Ho（2007）[1]以及Ho和Zhang（2008）[2]的研究表明了几种不同的合同（如两部定价合同、数量折扣合同等）在实验中未能达成理论预测的供应链协调结果。特别地,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经济决策的过程中不仅会考虑其自身经济利益,也会考虑他人的利益。这些行为与理论预测相背离的现象被解释为人们在决策时受到互惠、公平、利他等社会偏好的影响。直观上看,社会偏好也必然会对合同中参与各方的行为及合同的设计带来影响,但将这些社会偏好纳入合同设计的考虑因素,并检验这些因素相关影响的研究仍然十分匮乏。针对这一研究现状,本文将社会偏好因素纳入到合同设计的考察范围,研究了社会偏好信息如何影响合同设计以及合同参与者行为。本文选取了经典合同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隐藏行动问题、隐藏信息问题和资产专用性投资问题三个问题,从理论上分析了这些社会偏好对上述几类合同的可能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假设。随后,本文使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在实验室中构建可控的微观经济环境,获得了实验数据,基于实验数据用统计学和计量方法在统计显著性意义上检验了相应的假设。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首先,本文考察了在隐藏行动问题框架下社会偏好信息对合同设计的影响。在理论方面,本文建立并求解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其中,委托人通过固定工资和计件工资激励代理人努力,且委托人可以使用高于代理人固定工资触发代理人正向的互惠偏好。模型均衡表明,当代理人的互惠偏好水平较高时,委托人会以高的固定工资触发代理人的互惠偏好。在实验方面,本文使用了一个两阶段的实验来检验理论预测。实验结果表明,委托人确实会在个人水平互惠信息可获取时进行工资合同的定制,有相当部分的委托人都提供了较高的固定工资。但是,理论模型的另一个预测,即委托人可以从合同的定制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未能在实验结果中得到支持。进一步,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背后的原因,本文对理论模型中的参数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表明:在个人信息组中的代理人相对社会信息组中的代理人有着更高的固定工资水平期望,因此代理人的互惠水平触发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委托人获得的个人互惠水平信息与代理人的工资期望显著负相关,而与互惠强度水平不相关。其次,本文考察了在隐藏信息问题框架下的社会偏好信息对合同设计的影响。在理论方面,本文建立了一个考虑代理人社会偏好的甄别模型,委托人在提供合同时可以获得各个代理人在横向和纵向对其它人收益的关心程度信息。模型结果表明,社会偏好会使委托人的收益水平降低,以补偿代理人对其收益水平的关心引起的效用损失。在实验方面,本文设计了两组实验,分别对应了委托人可以观察到代理人的社会偏好相关信息和无法观察到信息两种情形。实验结果表明,委托人倾向于提供菜单合同而不是单一合同。当社会偏好相关的信息可获取时,代理人的劣势规避偏好相关信息确实会对委托人的合约设计产生影响。然而当委托人对合约进行制定时,委托人和代理人都未能从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最后,本文考察了在资产专用性投资问题下的社会偏好信息的影响。在理论方面,本文对一个典型的资产专用性投资问题进行分析,从模型均衡角度阐述了在自利理性假设下的资产专用性投资不足问题。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回顾,说明了投资激励可能的来源。在实验方面,本文使用实验设计分解了一个典型的敲竹杠博弈。实验包括一个无信息的基准组和两个信息组。一个信息组是由一个最后通牒博弈和敲竹杠博弈组成,另一个信息组是一个信任博弈与敲竹杠博弈组。在信息组中,通过向投资者提供被投资者在上一阶段不同博弈中的分配行为,研究了这些信息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投资者确实会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并从中获益。两个信息组中,互惠偏好使得被投资者提高了转移支付水平,事后的否决权对于提高转移支付的作用有限。此外,即使在投资者可以获得这些信息时,投资者也存在大量的投资错误。基于对被投资者效用函数的估计,本文提出了不同信息下的正确使用这些信息的方式。本文有如下的创新性贡献:（1）在隐藏行动问题中,委托人可以使用高于代理人期望工资的方式触发代理人的互惠偏好,但在工资定制情形下代理人期望工资水平变得更高,从而代理人的正向互惠偏好更难被触发。进一步,委托人也就无法在工资定制的情形下获得更高水平的收益。（2）在隐藏信息问题中,本文研究了在代理人存在社会偏好时的代理人生产能力甄别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偏好可以被理解为委托人甄别代理人类型的一种成本,尽管委托人此时可以甄别有社会偏好的代理人生产能力,但委托人的收益难以提高。（3）在敲竹杠问题中,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投资者在事后的否决权,投资者在事前期望的互惠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投资者投资激励。这些研究一方面丰富了基于社会偏好信息进行合同设计研究文献,也为实践中将社会偏好对合同的影响纳入决策考虑提供了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