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研究在国内外学界均已发展成一门显学,总体呈现如下特征:各族裔分支文学研究日益兴盛,整体性研究明显不足。死亡叙事是二十一世纪中国文艺批评界涌现出来的学术新词,包含故事死亡和话语死亡两个意义层次。死亡叙事不仅在美国少数族裔书写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而且为美国少数族裔文学整体性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本文着重关注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中的死亡叙事,依次剖析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华裔作家伍慧明、犹太裔作家菲利普·罗斯、印第安裔作家谢尔曼·阿莱克西以及拉美裔作家朱诺·迪亚斯小说作品中的死亡文本,旨在揭示死亡在少数族裔小说情节建构和主题表达中的叙事功用。莫里森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对凸显爱之主题发挥着重要作用。爱是莫里森小说创作重点关切的文本主题之一。爱之主题在莫里森小说中同死亡叙事关系密切。《所罗门之歌》以罗伯特·史密斯的自杀事件为引,展开了一场关涉爱的政治协商,即在处置黑白种族积怨与冲突时,黑人族群究竟应当坚守民族主义“小”爱,还是应当超越族裔疆界推崇人类主义“大”爱?《宠儿》则探讨了蓄奴制语境下母爱的扭曲和变异,其中爱之主题表达主要借助贯穿全书的弑婴情节和鬼魂书写得以完成。死亡叙事在伍慧明小说中同文化记忆交织在一起,映射出新一代美国华裔急切脱离自我族裔文化属性、主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身份欲望”。《骨》紧紧围绕安娜跳楼自杀事件展开故事叙述,《向我来》则在小说文本中穿插了多个主要人物的死亡细节。透过充斥小说文本的死亡文化符码,伍慧明对故国传统文化的犀利批判和对美利坚民族身份的强烈认同赫然入目。罗斯的小说创作在1986年之后更多关切和思索老年问题。与之相对应,生的眷恋和死的焦虑成为罗斯这一时期小说作品的核心主题。罗斯的作品往往能够超越表面的族裔经验书写,传递出关乎整个人类的普遍性哲学思考。《人性的污秽》和《凡人》明显削弱了主人公的族裔身份属性,集中表达了后工业时代人类个体到达人生尽头时产生的生命焦虑。前者重重死亡谜团的背后隐含着令人窒息的老年危机,而后者透过极富画面感的死亡场景烘托出人类何以与死亡和解的心路历程。阿莱克西作为一名美国印第安裔作家对于本族群生存现状的关切和前途命运的抒写通过一系列设计巧妙的死亡隐喻展开。《蓝调》和《杀手》分别聚焦保留地和大都会中印第安青年的生存状态,但无论是《蓝调》里的斯波坎保留地,还是《杀手》中的西雅图大都会,统统在阿莱克西的笔下幻化成为印第安人的死亡空间。《飞逸》和《日记》中,阿莱克西明显表露出超越族裔囿限、实现个体救赎的后现代派族裔思想,积极探讨了印第安人最终摆脱生存(死亡)困境的可能性途径。迪亚斯小说中的情爱故事堪称“死亡”之恋,因为主人公的爱情之花尚未充分绽放,就已经注定枯萎。《沉溺》和《失去》常常被学界视为“包装”成短篇小说集的长篇小说序列,作品中的每个“单一”故事几乎都涉及男女关系,但在多米尼加传统文化特有的男性气质影响下,三位男性人物(叙述者尤尼尔、哥哥拉法、父亲拉蒙)始终不曾拥有真正的爱情。患病后不治身亡的关键角色拉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迪亚斯对于多米尼加男性气质的否定性批判。长篇小说《一生》以多米尼加裔青年奥斯卡的情爱史为主线,把遭遇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小人物的命运浮沉置于多米尼加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加以审视。奥斯卡短暂的一生始终没有摆脱笼罩卡布莱尔家族的魔咒,最终命丧黄泉。卡布莱尔家族的诅咒源自欧洲殖民入侵,形成于特鲁希略独裁时代,俨然是整个多米尼加民族不堪回首的命运缩影。小说中,正是由于这永生摆脱不掉的民族魔咒,号称非典型“多米尼加仔”的主人公奥斯卡自幼渴望的爱情之花从来没有真正盛开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奥斯卡的死亡除了引领着小说的叙事主线,还昭示了多米尼加裔美国人的身份困境和生存苦难。总体而言,美国少数族裔作家作为一个整体均通过死亡叙事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自我族群生命经验的关注,此乃美国少数族裔小说作品中死亡叙事的普遍共性。不过,每位少数族裔作家作为独立创作个体也都同时拥有属于自己的写作风格。就死亡叙事而言,一千名少数族裔作家就会有一千种死亡叙事策略,一千个少数族裔小说人物就会有一千种死亡方式。简言之,故事死亡层面,死亡个个不同;话语死亡层面,构思各具特色。死亡叙事策略的差异恰恰反衬出创作者各自的族群差异、个性差异、性别差异和叙述差异。这也是每一位美国少数族裔作家都具有独特艺术魅力,每一部美国少数族裔小说都充满文本悬念的奥妙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