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核心内容为围绕马克思本人思想与正义的关系，揭示出：马克思的正义观具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传统正义理论阐释社会发展，进而彻底解构传统正义观。本文以伍德与胡萨米的“马克思基于何种正义观”、“马克思是否批判资本主义为不正义”两个争论为开端，揭示出：伍德认识到“正义”观念只有基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社会生产关系才有意义，但其错误在于将“正义”固化在“分配正义”之内，忽视了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正义概念本身的不断发展；胡萨米注意到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此特点，然其侧重从马克思本人的道德动机方面讨论资本主义正义问题，故亦难逃片面性。伍德与胡萨米的争论表明，马克思的正义观具有多元性与复杂性。此正因马克思的正义观在以西方传统正义观为其思想背景的同时并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正义总体分为作为美德的正义与作为规则的正义两种基本类型：作为美德的正义按照人内在的好或者善定义，作为规则的正义按照外在规则的有效性定义。据此，本文对西方传统正义观的讨论“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内在正义观”、“以休谟为代表的功利正义观”以及“以霍布斯、卢梭为代表的自由平等正义观”三种角度展开。苏格拉底的内在正义观作为美德正义观的代表，以人本身的逻各斯或者理性定义正义；以休谟为代表的功利正义观属于规则的正义观，将正义视作在特定条件下维持社会运行的一种可强行实施的财产规则；以霍布斯、卢梭为代表的自由平等正义观，以人性为基本对象，从原初自然中推导出自由平等理念，由此构建契约、国家等概念，并以此定义正义。马克思的正义观处于西方思想的此种深厚背景下，故本文在对其论述中，相应于美德正义与规则正义，以伦理正义与法权正义的角度对马克思的正义观进行讨论。本文第三部分分析马克思思想历程中正义观念的演变。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发展具体分为三个阶段：博士论文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遵循将理性或者人的自我意识视为正义之依据的传统美德正义范式，但在具体社会实践中，不是正义而是强者或者统治阶级支配法与国家，理论与现实的矛盾使马克思不得不开始对现实的法与国家进行反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将法权正义的基础由自然状态还原为市民社会中的市民权利，进而还原为人的异化与私有财产，并最终还原为异化劳动，揭示出法权正义的内在荒谬；《德意志意识形态》至《资本论》时期，马克思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对传统的以正义理论解释社会发展的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批判：第一，社会发展不是以正义，而是以物质生产为依据；第二，法权正义是由特定历史所决定并借助社会生产而产生的产物；第三，物质生产决定正义的内容、范式及其实质。归根结底，社会物质生产决定正义，而非正义决定社会物质生产。本文第四部分讨论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回应：对马克思利己主义批判的评价与回应、对马克思私有财产观念的回应和反驳。罗尔斯意识到马克思所揭示的利己主义与私有财产对当代资本主义法权社会所带来的风险，希冀通过建构正义社会制度以规避风险。社会的真正基础不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而是使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成为必要的社会生产。因此，罗尔斯对马克思正义观的回应未能成功。最后，本文讨论以马克思正义观为基础构建当代中国社会正义。以马克思对法权正义的批判为依据，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国情，发现在合理利用法权正义的同时可以规避其风险的唯一途径在于重构社会主义正义。在当代社会中建构自由平等观念，即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