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继《美洲国家组织反腐败公约》、《欧洲委员会反腐败刑法公约》、《欧洲委员会反腐败民法公约》、《亚太地区反腐败行动计划》、《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之后,在全球范围内生效的第一份反腐败国际公约。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公约》。2006年2月,《公约》在中国正式生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必将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在《公约》的框架下,中国也必将会和世界各国一道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构建国际反腐败大平台。作为一名工作在反贪战线的检察官,笔者从一个司法者的角度出发,集中论述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我国反贪工作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两个制度性问题——外逃腐败资产追回与贿赂犯罪的颠覆性重构。结合笔者查办的腐败案件,通过分析、梳理与论证,对外逃腐败资产追回的机构设置、法理依据、工作流程提出大胆设想;并对贿赂犯罪的重构提出既符合《公约》要求,又符合我国反贪工作实际且顺应国际反腐败大趋势的立法建议。本文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概述《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订立、世界各国反腐败立法的历史、我国国内目前反贪刑事法制的现状以及国内关于《公约》的研究成果。本论部分集中论述外逃腐败资产追回与贿赂犯罪的颠覆性重构两大问题,在反腐败国际视野下,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思路。结语部分提出外逃腐败资产追回与贿赂犯罪的颠覆性重构以外的其他有待完善的国内反贪刑事法制的建设重点。引用《论犯罪与刑罚》的结论,建设我国“与犯罪相对称的”反贪刑事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