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若鏞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朝鮮王朝著名的政治家、實學家、文學家,其成就集中於皇皇巨著《與猶堂集》。對於他的思想及文學等方面,大陸已有不少學者研究論述,但對其《論語》學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台灣地區對丁若鏞的《論語》學、四書學頗為關注,但也多從哲學角度剖析,其訓詁學方面的成就鮮有人問津。金彥鐘（1987）的《丁茶山<論語古今注>原義總括考徵》是唯一一本以《論語古今注》為研究主體的著作,但是主要是圍繞正文之前的一百七十五則原義進行討論。縱覽丁若鏞的著作,對中國儒家正統“十三經”進行釋解評議的著作占主體,有《論語古今注》、《孟子要義》、《詩經講義》、《尚書古訓》等等。這些講經解經的文本中蘊藏着丁若鏞豐富的訓詁成果,同時,也給後代留下了很多寶貴的訓詁資料。丁若鏞的《論語古今注》援引了漢儒、宋儒、明清諸儒、日本古學派和韓儒的各家訓釋,並富有自己的見解,是超過以朱子學為主導的作風、朝鮮王朝《論語》注釋的集大成者。因此,文章主要從《論語古今注》的訓詁內容、訓詁方法兩方面着手,分析丁若鏞的訓詁特點及在《論語古今注》的訓釋中反映出的丁若鏞的經學思想。《論語古今注》的訓詁內容十分豐富,主要包括考察舊注、解釋詞義、分析句讀、串講大義、說明語法、說明修辭、校勘文字七個方面,運用到了形訓、聲訓、義訓三大訓詁方法。基於對訓詁內容和方法的分析,繼而歸納出丁若鏞《論語古今注》的四個訓詁特點:第一點為立足於相對客觀的立場,廣征博引諸注家之說;第二點是訓詁時注重核證於古代文獻語言的原則;第三點是在釋經時顯示出丁若鏞對孔子和《論語》的尊崇;第四點是折中于漢宋,以訓詁為津梁而最終通達至義理。因為丁若鏞的訓詁明顯服務於義理,所以本文從訓詁學的角度分析了《論語古今注》之後,進而探析在《論語古今注》的訓釋中反映出的丁若鏞的經學思想,主要有三,分別是主張行孝弟與行忠恕的仁學思想,有所取捨的朱子理學思想,以及丁若鏞最根本的經學思想追求:求實證與重實踐的實學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