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G.A.柯亨对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批判主要集中体现在他对以赛亚·伯林、阿马蒂亚·森以及罗伯特·诺齐克的自由观的批判上。而柯亨的这三个批判又分别反映在以下三个维度中,即:自由与金钱、自由与能力、自由与平等。柯亨对以赛亚·伯林的批判主要是从经济自由的角度体现了自由与金钱之间的关系,他对阿马蒂亚·森的批判则主要是从行为自由的角度体现了自由与能力之间的关系,而柯亨对罗伯特·诺齐克的批判则从抽象的价值层面体现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在这三个维度所对应的三个批判中,柯亨对诺齐克的自由至上主义自由思想进行了重点批判,并且试图证明自由与平等这组具有张力关系的价值可以实现相容。从这三个维度可以较为全面、系统地把握柯亨对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解读与批判,并且这三个维度是从具体层面到抽象价值层面的深化,是从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系统化梳理与探析柯亨对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批判。在关于自由与金钱的关系中,柯亨对以赛亚·伯林的消极自由观进行了批判。柯亨重视实现自由条件的资源、手段、能力等方面的价值;而伯林则更强调自由本身的价值。柯亨认为,金钱的缺乏就意味自由本身的缺乏;而伯林将金钱的缺乏视为资源、手段的缺乏,而非自由本身的缺失。显然,伯林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受他人干预即为自由的消极自由观,而柯亨强调的是积极自由实现的可能性。伯林所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式的形式自由观,柯亨试图揭露这种自由的虚伪性,他从积极自由的视角倡导一种能确保结果上的自由得以真正实现的实质自由观,而社会主义自由正是这样一种实质自由观的体现。在关于自由与能力的关系中,阿马蒂亚·森将实质自由视为一种“可行能力”,并且阿马蒂亚·森的自由观否认了“控制”这一要素。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式实质自由观将可行能力视为自由一类的概念,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决定了他的自由状态。柯亨认为,这一观点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可行能力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阿马蒂亚·森用来表示基本善和效用之间的中间状态的可行能力而言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后者包括许多与自由无关的内容。也就是说,柯亨认为“可行能力”的概念具有模糊性,并且“可行能力”不应当被视为自由本身。柯亨还着重批判了阿马蒂亚·森“没有控制的”自由观,在柯亨看来,自由往往是伴随着控制而存在的,柯亨强调缺少控制要素的自由不能真正表达出行为者本人的意愿与世界的相符。因此,柯亨的实质自由观并非是阿马蒂亚·森式的实质自由观,而是比阿马蒂亚·森的实质自由更为彻底的、并且包含“控制”要素的积极自由观。在关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中,诺齐克主张的是一种自由凌驾于平等之上的自由至上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自由观,这一观点遭到了柯亨的强烈反对。柯亨极其重视平等价值,认为自由的实现不能以牺牲平等为代价,并且自由与平等可以实现相容。柯亨围绕自由与平等之间能否实现同一性问题对诺齐克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批判。柯亨认为诺齐克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之间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冲突,在世界资源的联合所有制下,自由与平等可以实现相容。柯亨深刻揭露了建立在自我所有原则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由与平等的虚伪性,论证了以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所有形式可以保障对资源的共同享有,并且在这一平等的基础上保障真正自由的实现。同时,柯亨在批判诺齐克的自我所有原则式的自由观时还指出了真正的自由应当是一种自主性的体现。因此,柯亨的自由观强调的是平等意义上的自由,是与平等相容的自主式自由,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自由思想的体现。柯亨对资本主义自由思想进行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论证社会主义相比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仅体现在社会主义更为平等,也体现在社会主义可以更为有效的保障实质自由的实现,这也是整篇论文的落脚点与旨趣。同时,柯亨对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批判也是柯亨本人自由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柯亨的自由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自由思想的体现。他所主张的自由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积极自由观、是能与“控制”相容的实质自由观、是能与平等相容的自主式自由观。柯亨的论证方式是层层递进的,柯亨在对资本主义自由思想的批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式自由思想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柯亨运用了概念分析的方法对自由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并且运用逻辑分析以及证明与反驳等方法对伯林、诺齐克、阿马蒂亚·森等人的自由观进行了批判。同时,柯亨也将这种研究范式运用到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分析上,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研究范式的极大发展。该论文也旨在尝试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柯亨批判资本主义自由思想进行系统化梳理与阐释,并揭示出柯亨批判的目的在于论证社会主义相较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此外,该论文还试图梳理出柯亨本人的自由思想体系,并探索柯亨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