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社会转型变局之下，士人群体传统食禄模式遭遇困境与冲突，两汉士大夫为此作出因应与调整，形成新的食禄心态与取向。这一独特食禄心态的表现包括：“仕不为禄”，不贪恋禄位，轻去就；“禄不为己”，对自身食禄的清教主义态度；多分俸之举，“泰于待贤，狭于养己”。两汉士人在俸禄使用中的节俭倾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当时“崇俭抑奢”的社会风尚。这一风尚的形成，并非简单的“上行”与“下效”的因果关系，而是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注意上”到“注意下”、从号召到风尚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是包括皇室、士人、官员以及普通民众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和努力的结果。作为当时官员的另一重要收入来源，两汉赏赐行为的出现，是特定时代和理论背景下的产物，同时又有着其基于现实需要的经济和政治合理性，并在施行过程中形成了其自身的若干特点，成为掌控于最高统治者手中的独特工具。两汉时代的地下与地上文献材料中蕴含着有关当时不同秩级官员俸额的具体线索、当时衣食价格的丰富实例以及边地口粮供应的系统记录。藉此可定量推测两汉官员与自耕农的经济收入状况并进行相关比较。前后汉官员的俸额比较显示，东汉相对于西汉，六百石以上官员俸额的减少以及六百石以下官员俸额的增加都十分明显；西汉官员俸额的级别悬殊明显大于东汉；无论西汉还是东汉，内地官员因当地谷价相对较低，实际俸禄收入都会超过边地官员；两汉高级官员的月俸收入高低按西汉内地、西汉边地、东汉内地、东汉边地的顺序排列；低级官员方面，西汉边地官员的实际收入相对最低，东汉边地与内地官员的收入普遍高于西汉边地官员。两汉官员的俸禄收入与自耕农收入的比较显示，西汉二百石以下、东汉比二百石以下的官吏都带有“半官半民”的性质。两汉官员与明代官员的俸额对比显示，汉代低级官员的俸给比公认“薄俸”的明代官员还要低上一些，对“明俸最薄”的观点要辩证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