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我国曾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治理经济发展,这是当前许多累积下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源头,在这其中高耗能的重污染企业是大气、河流和土壤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随着资本市场完善,融资渠道多元化发展,但企业债务融资主体仍是银行信贷,为了从资金流动的来源入手,引导银行进行信贷决策时考虑企业的环境履责情况,我国推出“绿色信贷”政策,意将企业信贷融资与环境表现有机联系起来,促使企业主动并详尽披露相关环境信息。近年来企业环境管理门槛不断提高,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法律不断更新,以降低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本文以环境信息披露为切入点,先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信号理论上分析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重污染行业企业银行信贷的影响;并基于非正式制度理论进一步探讨:在企业诚信缺失层出不穷的当前,建设企业诚信文化是否影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否会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信贷资源的相关性产生调节效应。本文以2013-2017年沪深两市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三个方面问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否影响企业能够获取的银行信贷资源;企业的诚信导向文化是否影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企业诚信文化是否会对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信贷资源之间的相关关系产生影响。实证分析后,得出结论为:一,在重污染行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显著增加企业的银行信贷规模;二,企业诚信文化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三,综合来看,企业诚信文化并不能够显著强化环境信息披露和信贷资源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通过对不同分组样本作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一,国有企业、额外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高质量信息的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规范更完善的沪市上市的企业这三类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银行信贷正相关性更明显;二,国有企业建设诚信导向文化更能约束披露行为并提高披露质量;三,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社会信任地区样本中,企业诚信文化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最后,本文采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和更换变量度量方式对上述结果做稳健检验,结果具有稳健性。基于结论,本文为政府、企业提供与环境信息披露相关建议,如政府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平台和环境信用评价系统、企业培养绿色发展理念、银行更深入实施绿色信贷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