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文化方面入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以霍米巴巴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来研究《我的名字叫红》中的一些文化特点。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部分从小说的呼愁主题入手，探讨了文本中由东西方文化冲突导致的土耳其人的文化身份危机现象以及其成因。土耳其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身份，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因此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入侵虽然感到焦虑，但又不得不学习东西两方的优点。第二部分从传统和后现代这两种叙事手法的运用，文本中的各种意象的含义，以及不同人物对待绘画艺术的不同态度三个方面来分析小说的文化混杂特质，从而研究帕慕克的混杂理论在小说中的应用和体现。传统叙事特点体现在整篇小说全部以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叙事，每章变换不同的叙事者。后现代叙事特点体现在文类混杂，利用各种非常规的叙事者来打破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文本中的意象众多，本文选取了两组对立统一的，能够体现帕慕克混杂理论的意象来加以分析。一组是红色和绿色，红色在文本中是世俗幸福以及创造力的象征，绿色代表了宗教和传统对于人的束缚。另一组是盲人和看得见的人。盲人象征着固步自封，墨守成规的保守派，看得见的人则象征着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外来文化的人们。文本中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组：画师高雅先生和奥斯曼大师是传统细密画家的代表；苏丹和姨父大人主张向西方学习油画和透视技巧；凶手橄榄和黑先生则认为东西方艺术应该交流融合。这些意象和人物的设置表现出帕慕克对于各种文化思想的尊重以及对于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期待。第三部分对于土耳其传统文化的衰落、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思想的入侵，到两种文化相最终相融合的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究，着重分析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演变过程，从而得出结论，引起文化冲突交流演变的原因在于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最终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