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发展到明朝中叶逐渐走向了末流,这时作为儒学新形态的实学开始萌芽。实学一方面继承并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批判阳明末流的空谈心性,提倡“实学”、“实用”和“实功”;另一方面在“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指引下,对训诂的研究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训诂在学术风气与治学方法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首先,实学思想改变了训诂界的学术风气。明末清初的学术界多空虚玄谈,实学学者为转变这种学术风气,积极倡导“朴学”,注疏时以求得实据为务。其次,实学思想更新完善了训诂的治学方法。清代以前的训诂家研究语言文字,往往缺乏时代变化的观念,解说字词的含义时也往往是就一字一义作孤立的研究,散漫而无系统性。清代以后,在实学思想的影响下,清代的训诂方法大有改进:其一,学者们有了明显的语言文字发展演变的观念,注重历时地考察研读经书时所遇到的语言文字问题;其二,学者们对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更进一步,能够从语言文字理论的角度出发,思考、解决训诂中遇到的问题;其三,清代的训诂学者比较注重训诂材料的真实和详尽,不以孤证遽下结论。再次,在实学的影响下,清代学者取得了十分卓越的训诂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对训诂专书的大量编撰上。最后,清代学者还开辟了训诂笔记类专书编撰的新领域。总之,在实学的影响下,由于清代学者具有了科学而系统的治学方法,从而为训诂之学的更快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训诂,注重对儒家经典的注解诠释,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传统地位。首先,清儒的“考据”促进了儒学的回归。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促使儒家的“道问学”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知识结构体系。清代学者几乎对儒家的每部经典都进行了注释和研究,其成果可分为私人单经的整理研究和官方多经的整理研究两大类。私人单经整理研究方面,学者们对《易》、《诗》、《书》、《礼》、《春秋》等古籍都作出了各自的新注新疏,并且学术水平大大超越了前代。官方多经整理研究方面,主要是乾隆三十七年政府组织纪昀等编撰的《四库全书》,阮元主持校刊的《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等,这些官修著作的问世,将儒家古籍或古籍注疏尽收网罗在一起,卷帙浩繁,形成了清代儒学史上的一条亮丽的风景线。其次,清代学者的“通经”促进了儒学的回归。清代学者继承汉代“今文经学”家的治学传统,用“通经”来发掘经文的“微言大义”,发扬董何的“张三世”、“通三统”的理论,寻求经世致用之良策,提出了“变古托制”、“师夷长技以制夷”、培养适用性人才等先进主张。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儒家的治世传统。总之,清儒的“考据”与“通经”的实践及整理刊刻儒学的典籍,都表现出极其明显的训诂经世、规范伦理以及重思辨明义理的思想倾向,他们所作的种种努力,为进一步巩固儒学的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