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GDP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且中国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是创业的沃土。中国的市场经济为创业者提供了见证无数的商机的机会。然而,中国创业者需要学习如何在一个缺乏支持性组织和法律保护的不发达的制度环境中发展自己的企业（Zheng和Mai,2013）。因此,宏观层面商业环境的复杂性增加,使研究中国的创业者即兴行为为理解企业层面的结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视角。初创公司努力开辟市场空间并成长,同时也在发展竞争优势生存（Caseiro和Coelho,2018）。但并不是所有的创业公司都能生存下来。事实上,新创企业通常失败率很高。在创建的5年之内,超过90%的初创公司失败了,只有小于10%的企业成功生存下来。创业公司总是处于压力状态之下——部分原因是资源紧张（Gopalkrishnan,2017）。在这仅有的10%的新创企业中,大多数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都经历了濒死体验（Marmer et al.,2011）。许多创业公司在早期就失败了,但有些公司存活下来而另一些却没有存活下来的原因并不清楚（Stenholm和Renko,2016）。是什么让一些创业者创业成功且获得更高的创业绩效,而其他人却创业失败了?本研究针对以下六个问题进一步推动这一新兴研究主题:（1）创业者即兴行为是否是影响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2）创业激情是如何影响创业者即兴行为的?（3）创业激情对创业绩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4）创业者即兴行为是否能够在创业激情和创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5）制度支持是否能够在创业者即兴行为和创业绩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6）认知柔性是否能够在创业者即兴行为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发挥着调节作用?本文借鉴身份理论,效果逻辑理论,情感人际间承诺理论和权变理论,旨在探讨创业者即兴行为的前因变量、结果、边界条件以及作为创业激情和创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果。本研究构建了创业激情,创业者即兴行为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模型,深入剖析了在新创企业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创业者即兴行为（创造性,即时性和持久性）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创业激情（和谐的激情和强迫的激情）对创业者即兴行为（创造性,即时性和持久性）的强有力驱动作用;创业激情（和谐的激情和强迫的激情）对创业绩效的作用机理;以及创业者即兴行为在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之间所起到中介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剖析了认知柔性和在制度支持分别对创业者即兴行为和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研究选取了4家高科技新创企业进行了多案例研究。旨在利用定性的案例研究对本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的合理性进行验证。基于案例研究的基础,本文提出了对应的理论假设。本研究对创业激情、创业者即兴行为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使用了创业活动较为活跃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的228家新创企业（共456份样本）为实证研究的数据来源。本研究利用SPSS 23.0和AMOS 23.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对应的实证分析,这些分析包括样本描述性统计、T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共线性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利用456名创业者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创业激情的两个子维度（和谐的激情和强迫的激情）分别与创业者即兴行为的三个子维度（创造性、即时性和持久性）正相关。说明创业激情是即兴行为的前置影响因素。创业者即兴行为的三个子维度（创造性、即时性和持久性）分别和创业绩效正相关。创业激情的两个子维度（和谐的激情和强迫的激情）分别与创业绩效是正相关的关系。利用多层级回归分析方法,本研究发现创业者即兴行为的三个子维度分别在创业激情和创业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此外,本研究还实证检验了认知柔性和制度支持对创业者即兴行为和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得出如下结论。（1）制度支持对创造性和创业绩效间的关系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制度支持对即时性和创业绩效间的关系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制度支持对持久性和创业绩效间的关系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2）认知柔性对创造性和创业绩效间的关系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的假设得到数据支持。认知柔性对持久性和创业绩效间的关系作用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的假设得到数据支持。但是认知柔性对即时性和创业绩效间的关系起着正向的调节作用的假设没有得到数据支持。基于创业者即兴行为相关研究以及效果逻辑理论和身份理论的研究的不足,本研究聚焦新创企业,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创业者即兴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并基于双向驱动视角揭示创业激情（和谐的激情和强迫的激情）通过不同的作用机理对创业者即兴行为影响的结果。此外本研究还关注了制度支持（制度层面）和认知柔性（个人层面）对创业者即兴行为和创业绩效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和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鉴于尚未有同时基于内驱力和外驱力的双向驱动力视角对创业者即兴行为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基于身份理论和情感人际间承诺理论,探讨创业者即兴行为的内驱因素（和谐的激情）和外驱因素（强迫的激情）。本研究将和谐的激情和强迫的激情同时纳入考量,认为创业者能通过身份认同、情感人际间承诺进而利用主动和被动的自我决定来引导创业过程。本研究基于双向驱动力视角（内在和外在动机驱动）,构建了即兴行为前置影响因素的一个整合作用机制。第二,本研究探索性地从双向驱动力视角构建创业激情对创业绩效的影响机理模型,提出即兴行为在创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将创业者即兴行为打开为三个子维度（创造性、即时性和持久性）,分别探讨创造性,即时性和持久性分别在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有些学者认为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正相关;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此外,部分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倒U型关系。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相异性驱动着学者不断深入的探究影响两者之间内在关系的因素。现有的研究已经发现创业激情是影响创业行为的重要前因变量。然而,据本研究所知,现有的研究均未探讨创业者即兴行为在创业激情与创业绩效之间的潜在中介作用。如果能够发现这种中介作用,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创业激情对创业者即兴行为的影响会对创业绩效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第三,尽管关于创业者即兴行为对组织结果的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对创业者即兴行为是否能够有效推动新创企业成功的制度层面和个人层面的边界条件了解有限。到目前为止,文献没有阐明不同程度的制度支持影响即兴行为以提高创业绩效的特定条件。尽管研究证据越来越多,但这一研究空白仍然存在。这些证据表明缺乏对制度背景的清晰认识,就无法清晰的分析即兴行为是如何驱动公司成功的。本文通过考察制度支持和认知柔性对创业者即兴行为与创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填补了这一理论空白。本研究分别从制度层面和个人层面选取制度支持和认知柔性作为调节变量,探索创业者即兴行为和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鉴于创业者即兴行为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创业者即兴行为与创业绩效关系研究结果的异质性,说明还有一些潜在的边界条件因素影响上述关系。本研究将制度支持和认知柔性纳入研究,有利于理清创业者即兴行为作用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