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鲁迅和钱钟书小说话语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审美理想和个人生命体验呈现为异中有同的鲜明趋向。梳理鲁迅、钱钟书小说话语,有助于揭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复杂性。两人小说话语的比较研究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对比研究两人小说在文化批判、主体呈现、心理转型上的异同,并解析由这些方面所带来的启示和意义。上篇:同中有异的小说话语范式。第一节:批判的深刻与重建的艰难。鲁迅和钱钟书全面而深刻地批判了集体无意识对个体生命的无情吞噬和有意遮蔽的生存本相。鲁迅通过批判社会来观照人生,以民族为出发点来建构的小说世界近于“一个民族的寓言”;而钱钟书是通过剖析人生来批判社会的,批判人类缺陷和展示人类困境的言说方式更近乎人类的寓言。它们仅仅暗示了通向未来的诸种可能性,并没有描绘出未来世界的理想图景。鲁迅既带着难以改变国民现状的绝望,又进行着反抗绝望的挣扎;钱钟书在揭示人类困境的同时,多是对人生、社会的挪揄和拈花微笑似的自嘲。第二节:全知的审视与内省的自剖。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存在着两种主体意识:向外的批判意识与向内的自省意识。鲁迅以丰厚的人生阅历和宽广的形象系列作底衬,对老中国的国民自然地生发出深刻的文化批判;钱钟书不是在占有大量社会表象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批判,而是以充分寓言化、哲理化和象征化的方式展现社会和人生的。鲁迅的一些小说特别是有“我”参与其间的自剖小说自觉流露出作家自我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历程,而钱钟书的小说主要采用第三人称的叙事包装,把作家自我情感隐藏到文字背后,较为隐蔽地传达主体的情感和思想。第三节:悲悯的同情与男性的偏见。钱钟书和鲁迅都对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顽固劣根进行嘲讽和批判,对其不幸命运表示同情与怜悯,彰显了强烈的人文关怀。鲁迅笔下的女性多带有老中国儿女的气息,生活在“无爱的人间”;钱钟书小说中的女性多为新式人物,自主性较大。两人都不幸撞上了传统男性叙事的“暗礁”,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常常处于客体式的被描摹地位,女性主体痛苦复杂的精神世界常常阙失,多的是对其悲悯的同情;钱钟书小说中的女性也多为结构“符码”,男性人物和叙事者的刻薄评论,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作家的悲悯与同情。下篇:两种小说话语范式的启示。第一节:文化角度的揭示与批判。鲁迅和钱钟书都善于从文化视角对人性和社会进行考察,试图揭示和批判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对正常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症候催生了鲁迅和钱钟书的文化批判视角,又在很大程度上遮蔽或曲解了这一富于原创性的人性诊断工程,继承和深化这种文化批判精神,彰显和提升这种深邃的文学品格,无疑是一个富于启示性的话题。两人小说的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为二十世纪中国精英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样本,其生成模式为后起作家深刻地反省自己的知识缺陷和文化背景提供借鉴。第二节:主体把握的深刻与残缺。鲁迅和钱钟书都自觉地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兼及天下”式的“治者”位置上抽身而出,把自己定位在“诊者”的边缘位置上,显示了现代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自觉与自我定位的准确。二十世纪中国更多作家的致命缺陷就在于不敢或不愿把自我连同世界放在一起进行审视,总是竭力维护一个完整的无所不能的主体自我,其实正暴露了他们内在主体性的孱弱和萎缩。回到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起点,思考精英作家如何清醒地把握自己并发挥自己的主体意识,如何通过小说传递使命意识,依然对当代作家具有借鉴意义。第三节:传统暗影的挣脱与羁绊。鲁迅和钱钟书都在小说中表现了文化转型的可能性与复杂性,既从理性层面上表现出对旧文化的批判和对新文化的认同,又在感性层面上对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观念表示留恋。从对女性人物的处理上更容易看出他们挣脱传统暗影的努力和传统暗影对他们下意识的羁绊,其实之后的许多小说家创作观念中的传统暗影更为浓重。敏锐地发现传统的精髓进行较好地运用,又机智地摆脱传统的种种陷阱,吸收现代先进的理念推动提高文学创作,是每一个作家迫切完成的任务,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提供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和可资反思的教训。结语: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话语是二十世纪中国精英话语的重要代表,但实际上处于二十世纪中国时代主潮的边缘,长期遭到误读。两人从边缘或者说“在野”的场域向民族或人类的文化惰性中心发出的冷峻声音,对当前的文化语境依然具有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