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WTO成立以来,已明文确立了协商一致为主、投票表决为辅的正式决策机制,后来又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引入了“一揽子协定”的决策方式。但是坎昆会议的失败,以及多哈回合谈判长久陷入僵局的情况表明,传统的“一揽子协定”存在缺陷,难以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弊端为成员所诟病,透明度不够、效率低下、公平性存疑,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因此,众多学者均提出要改革WTO决策机制,引入“临界数量”谈判模式。但就目前国内外研究情况而言,由于国内对改革WTO正式决策机制,尤其是改革一揽子协定决策机制的研究较少,对临界数量理论模式的研究更是少之甚少,因此对临界数量理论模式的认识存在误区,往往将临界数量理论方式与一揽子协定决策机制混淆,与可变几何、绿屋会议、诸边协定等谈判模式混同,对临界数量理论模式在WTO谈判运用中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适用条件、弊端、实质等方面的研究更是几乎为空白。为此,本文通过比较法对临界数量谈判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以期能弥补国内理论空白,并对推动WTO谈判献计献策。本文在内容上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WTO决策机制、谈判模式及临界数量理论进行简要概述,对其概念及历史沿革进行了简要阐述,通过由大到小的缩小逻辑,对临界数量谈判模式进行简要的引入及介绍;第二部分对一揽子协定进行简要阐述,同时将一揽子协定和临界数量理论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本文观点,即临界数量理论可作为谈判模式对一揽子协定的决策机制进行补充,在坚持一揽子协定的大前提下,通过在具体议题上由占贸易比重90%以上的成员先行磋商谈判,谈判参与成员承担更多的成果性义务,而成果性权利通过最惠国待遇多变化,最终达成大框架下的一揽子协定;第三部分将临界数量理论与绿屋会议、诸边协定、可变几何理论分别进行比较,得出临界数量理论在透明度、民主性、效率性及成果公正性方面的优势;第四部分分析了临界数量理论在后多哈回合谈判中适用的可行性,同时根据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及现状,分析中国在WTO谈判中适用临界数量理论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