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庚子事变后,保护在华侨民成为列强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方面。为了护侨,列强不惜派驻军队来华。从庚子事变到国民革命,每当中国发生大的战乱,列强便以护侨之名出兵中国,美国亦不例外。1911辛亥革命爆发后,美国向天津常驻派遣了第十五步兵团。1927年国民革命到达长江流域后,面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迸发,特别是汉浔事件之后,中外共信亦失,引起长江上游地区美侨大撤退,上海一时之间成为美侨避难地。鉴于庚子事变的深刻记忆,列强对防卫上海租界采取不同政策。与英国迅速出兵相比,美国在防卫上海的问题上显得格外谨慎。为了舒缓增兵护侨的压力,美国在英国出兵后适时抛出“上海中立案”,旋遭失败。之后美国趁势改变方略,调派海军陆战队第六团赴沪,充实护侨军力,并最终形成列强合作防卫上海租界的局面。之后不久,国民革命军继续北进,战火燃及华北。列强鉴于南京事件及庚子拳乱的影响,为了保护华北外侨的生命财产安全,遂再有武装防卫华北的倡议。特别是英国,积极主张由美国和日本防卫京津地区。但是,由于列强在华利益各不相同,美、英、日三国在对待增兵华北的问题上表现谨慎。尽管如此,随着日本田中内阁的上台,为了彰显其积极的对华政策,率先做出了出兵山东的举动,从而为列强防卫华北打开新的局面。此后,美国和英国也纷纷以护侨为借口派遣舰队来华。1928年5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华北局势再次紧张。日本又以护侨为借口迅速出兵山东,并制造济南惨案。美英两国对日本此次出兵并无反感,反而对国民革命军多有微词,影响国民政府其后的对日交涉。九一八事变以后,美国传统的武力护侨政策继续受到挑战。以上海为例,国民革命期间,面对上海附近可能发生的战事,列强就倡议“上海中立”。中国国内各派军阀虽然对“中立上海”政策表面上不甚赞同,但是实际上,慑于列强武力护侨的传统,上海还是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战火的破坏。然而1932年的淞沪抗战却改变了这一切。中日双方在紧邻上海公共租界的闸北地区角逐,使得淞沪抗战不仅成为甲午战争以来中国正规军第一次与日军的正面交锋,也使上海租界遭到自民国以来第一次实质性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势下,美国一方面积极斡旋中日停战,另一方面也调兵遣舰进行武力护侨的应对,但同时甚至做好了关键时刻撤侨的准备。华北方面亦然,九一八之后随着日本的继续推进,使得平津地区基于护侨而存在的华北驻军地位尴尬,已经成为卷入中日冲突的可能性因素。为了缓解压力,美国在1932年主动提出撤离日本使馆卫队计划,但遭到失败。1935年,面对日本提出中日使节升格而产生的困局,美国通过保留北平使馆而使美军得以继续驻扎华北,使馆南迁问题也顺势得到初步解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一方面为了缓和国内的和平舆论,避免卷入;另一方面,对“上海中立”计划也不看好。因此,美国不得不放弃武力护侨政策而采用撤侨的办法来予以应对。但是,美国的撤侨政策在实践层面遭遇诸多困境,不仅美国在华官员,在华侨民尤其是商人和传教士,都对此不以为然。美国想通过撤侨而达到护侨的目的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帕奈”号事件后,担任护侨任务的炮舰反而被袭击并沉没。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者们要求将美国在华驻军撤离,再加上华北政局的发展,最终促使美国撤离驻扎天津长达26年的第十五步兵团。从撤侨到撤军,标志着美国传统武力护侨政策开始瓦解。“帕奈”号事件后,日本破坏美国在华侨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引起美国在华官员的紧张与不安。为此,美国采取了援助中国和废除美日商约等非军事手段予以应对,但效果殊鲜。随着美日关系的持续恶化,1940年10月美国再次启动撤侨行动,由政府组织“总统班轮”具体执行。至珍珠港事变爆发前后,在华美侨仅剩约两千多人。与此同时,日本也以二战爆发,避免卷入为由,敦促各国在华驻军撤退,但遭到美国的反对。1941年8月,美国驻沪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司令官霍华德主动提出撤离在华海军陆战队,得到长江巡逻队司令格拉斯福德的赞同,但遭到亚洲舰队司令哈特和远东司副司长亚当斯以及驻华大使高斯的反对。尽管如此,11月7日,美国最终以“整合国防资源”为由宣布撤走在华剩余的海军陆战队和炮舰。至此,美国的武力护侨政策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