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的理论是研究农民工问题比较新颖的问题视角,它将对农民工群体的研究纳入到社会空间的思维当中,将农民工视为在城市空间中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来研究。这就打破了以往研究者注重农民工群体的宏观研究。将对农民工的研究转入到社会空间的视角,这种转向并非对以往研究否定和抛弃,它同时是一种基于以往研究的继承与升华,是在以前学者研究基础上的转向和另辟蹊径。　　 以社会空间理论为指导,探讨农民工群体在“陌生”的城市环境当中受到了哪些来自国家、企业以及城市市民的这种自上而下的空间政治的影响的。国家层面,主要涉及国家权力和国家制度、国家政策对农民工群体作为一支城市外来群体的限制、剥夺、隔离等,并且以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居住权”以及暂住证的牵制来体现和深化国家权力和国家制度对农民工群体的管制。企业层面即职场空间中,涉及企业对农民工身体的规训、时间的占有、活动区域的限制等,主要探讨用工单位对农民工的搜身行为、人身自由的限制和规训、无限度地增加用工时间等。城市市民层面,调查研究农民工作为“新来者”,其原有的乡土惯习不为市民所接受而遭受“污名化”境遇。在此过程中,农民工自我认同的建构也得以明朗化,即“我们”与“他们”的界线伴随城市市民的“污名化”而日益明朗、清晰。与此同时,农民工群体为了继续在城市社会中谋生,会采取相应的“空间策略”--建构以乡土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同质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即在城市社会中重建属于自己的“地方感”,以填充和弥补自己作为漂流于城市的“孤岛”的心灵空白和精神迷茫。　　 同时,深入到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中,探讨在城市生活的日常话语和行为当中,农民工群体又遭受了来自城市市民的哪些隔离、排斥,以及在这些难以改变的隔离和排斥当中,他们又采取了怎样的策略。调查研究发现,面对来自城市市民各个方面的社会排斥,农民工群体处于被隔离“边缘化”的境地而只能“封闭自己”；面对强者的无情训斥,大多数的农民工是忍耐,而当忍无可忍时,他们又是选择退出或逃避。通过探讨农民工群体的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和行为,我们看到了他们作为城市社会的“弱者”和底层群体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和生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