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在他的《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三部代表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对于“文本”概念的基本阐述。伊格尔顿认为文学自诞生以来,就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在批判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创造性将“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提出“文本”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生产的理论。关于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理论,伊格尔顿着重分析了“文本生产”的多重结构以及影响该结构的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以及文本六大因素,且这些因素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一个有机动态过程。这个生产实践过程的特征是始终以“意识形态”为中心,伊格尔顿创造性地将抽象的“意识形态”看作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的对象、产品,甚至“文本”解读过程也可以被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伊格尔顿的这一理论创举,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继承和深化,而且颠覆了把“文本”看作历史现实的直接“反映”、“再现”的观点。然而,我们发现在八十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思想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变,他开始认识到他八十年代以前建立在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上的“科学”文本理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批判精神。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的背景下,他提出了“修辞学”文本批评理论。与“科学”文本批评理论相比,“修辞学”文本批评将视线由关注“科学”文本结构向社会效果转移,更加强调隐藏在修辞背后的社会历史内容。从提出作为“科学”的文本批评理论到作为“修辞学”的文本批评理论,伊格尔顿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二十世纪以来的结构主义文论成果,他批判了形式主义的文学本质观,破除了“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打通了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之间的“任督二脉”,使“文本理论”最终走上文化修辞学道路。因此,我们研究他的“文本理论”不仅能够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了解,还可以从伊格尔顿敢于挑战和打破权威思想的勇气和举措中受到启发,从而为我们解决当下文艺理论问题提供帮助。然而,我们在看到伊格尔顿“文本理论”贡献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理论缺陷。其一,虽然伊格尔顿一再宣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由于他对阿尔都塞“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加批判地吸收和运用,因此阿尔都塞理论结构主义方面的缺陷使得伊格尔顿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其二,虽然伊格尔顿反对形式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文本观,但他在阐述相关理论时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本质主义”的泥淖;其三,伊格尔顿提出“修辞学”批评,一味强调批评的效果,然而他却没有回答理论为何斗争以及如何斗争这一难题。以上这些问题应当引发起我们的注意和思考。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伊格尔顿的生平、学术历程以及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伊格尔顿“文本理论”的研究视域。伊格尔顿的“文本理论”的研究视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对形式主义进行了批判;其次对“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批判;最后提出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色的“文化修辞学”研究视域,即从“文本”的语言、结构等形式因素出发,探究“文本”传达文化内涵与社会价值的独特方式与效果。第二章重点探讨了伊格尔顿的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观。伊格尔顿的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观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方面,主要介绍影响文学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的六个核心要素,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包括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从“意识形态”角度,包括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文本”是上述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第二方面,分析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的机制,也就是具体分析以上六个要素之间的综合作用;第三方面,主要概括了文本审美意识形态生产的特点和意义。由此,我们可以从大体上对伊格尔顿的“文本生产”观进行把握。第三章阐述了伊格尔顿的文本批评观。八十年代以前,伊格尔顿主要受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他将“科学”与“意识形态”区分开来,试图建立“科学”的文本批评。八十年代以后,伊格尔顿的思想开始转变,他认识到他早年的“科学”文本批评存在很大局限性,因此他提出了“修辞学”批评。结论部分主要是对伊格尔顿“文本理论”的几点思考:一是伊格尔顿“文本理论”中对于“政治性”的重视给予我们的启发;二是伊格尔顿“文本理论”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