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政村治”宏大背景下,司法部2014年1月发布的《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拉开了村（居）法律顾问制度举国推广的序幕,为乡村治理的法治实践提供了又一种可能的辅助手段。十年已近,制度的“有形覆盖”基本完成,但其“有效覆盖”却任重道远。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制度萌芽于“一大二公”开始解体的上世纪80年代,缘起基层因地制宜自费解决地方矛盾的法律尝试,之初并无“均等化”考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出了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成为可能,也同时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与矛盾激化。大众平等意识觉醒,对法律服务的迫切需求,城乡公共法律服务差异化的现实,加之当前中国自上而下要求解决“主要矛盾”的社会思潮,是制度实践得以自下而上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因。地方智慧与国家精英知识间存在却不充足的互动,成就了制度从地方“小打小闹”向举国“大张旗鼓”的嬗变。正因此,实施标准不统一,管理监督有缺失等问题逐渐显现;顾问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制度知晓度过低以及农村纠纷类型多样化、化解难的实践成效问题不断增多。同时,制度各相关主体法治意识不足的历史遗留问题并无明显改观。基于宿迁市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实践的审视,上述问题的成因是复杂的。就政府方面而言,其原因表现为村（居）法律顾问服务定性模糊、执行机制流于形式以及公共服务购买内部化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多重角色等方面;就法律顾问方面而言,其症结则在于参差不一的业务水平、良莠不齐的道德素养等方面;即使作为制度实施的直接受益者,村委会权力的不当行使,村民的定势思维以及淡薄的权利意识,无不削弱了村（居）法律顾问制度的实践效能。村（居）法律顾问服务,一方面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完善了公共服务体系本身;另一方面,其制度实施又作为强化乡村治理能力的法治手段,确保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行。有鉴于此,村（居）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路径选择,不仅要直面问题,加强政府在制度实践中的组织作用,提升法律顾问在制度实践中的服务水平,广泛调动村民参与制度完善,更要回归到法律作为以国家意志固定下来的资源分配手段这一本质属性,坚持均等化原则,并立足于实效建构起一种合乎目的又切实可靠的评价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