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农民工占据超大城市常住外来人口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空间迁移流动助推社会经济稳健增长。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再迁移不仅是个人就业的再选择问题,也对迁入地与回流地的经济与发展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基于此,本文从社会个体目的性行动的理论视角,采用在北京工作或生活超过180天及以上的非本地户籍的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证实再建构社会网络规模和再建构社会网络结构都与超大城市农民工的再迁移具有因果关系。在超大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政策背景下,农民工再建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再建构社会网络弱关系成员比例越高,他们通过表达性行动和工具性行动能更好地维持既有的资源和获取更多的资源,更容易地融入城市生活,因而再迁移的可能性越小。在当前农民工仍是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民从农村继续流向超大城市工作或创业的趋势难以逆转、在乡-城之间循环迁移的背景下,文章建议,超大城市要加强生活性服务业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采取相应措施激励社会团体积极接纳和吸引农民工参加组织活动,增加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社团活动参与的公共政策供给,还可以适当地出台符合流动人口生活和开支条件的相对廉价的住房惠普政策,将部分保障型住房选择性地向务工农民工群体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