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世纪大陆电视剧中的革命叙事为研究对象，从外围的制度环境、电视剧文化生态以及革命电视剧内在的叙事话语特征、意义生产方式两方面入手，全面考察新世纪大陆革命电视剧的整体状况、细部特征及其生成原因。电视剧从生产/传播手段、文本特性及其受众特征来看，可以称为今天中国的“新通俗叙事”：它是一种“讲故事”的叙事行为，其特征是浓厚的“通俗”气息，而与传统通俗叙事直至20世纪通俗叙事的现代转变相比，电视剧之“新”则是由媒介的发展演进决定的，它是人类叙事行为从口传到书面再到电子媒介的跨越式发展的产物。新世纪以来大陆电视剧以其产量之大、收视人群之广成为考察当代中国文化现象绕不过去的对象。在中国，电视观众规模接近13亿，而在观众对各类别节目的相对收视选择比率中，电视剧超过新闻资讯和电影居于首位。就电视台的经济效益而言，电视剧的广告收入占了大部分的份额，就社会效益而言，电视剧既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又在文学日渐小众的今天重新凝聚了大众话题的焦点，而较之中国电影来说，大陆电视剧的本土色彩和中国气息在令人倍感亲切的同时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此间，革命题材的电视剧在新世纪初年开始打破主旋律叙事的僵化范式，并在新世纪头十年的中期以一批口碑剧赢得了官方和民间的共同认可，时至今日，其繁荣的势头不减，因此，若说这十年是革命电视剧的十年，也未尝不可。在当代中国，电视剧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主要通过电视媒体平台这一政党宣传喉舌进行传播，处于密切的国家行政管制之中。其主管部门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13年3月与原新闻出版总署合并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由其内设的电视剧管理司和直属单位“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直接管理。长期以来，广电总局对电视剧生产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一方面通过拟定方针政策、颁布法律法规草案、制定技术标准和部门规章进行管理，一方面通过组织会议、研讨以及评奖活动等方式进行直接指导，并且对电视剧的播出情况进行实时的监控调整。其管理涉及到了电视剧生产、发行、播出等各个环节。这和执政党从延安时代开始利用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传统一脉相承。在既有的管理体制中，革命电视剧的繁荣一方面是由中国革命本身的独特历程决定的，另一方面，也由官方的积极倡导、全球化时代个人与民族身份认同的需求、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持存等因素合力促成。然而就其内容看，绝大多数剧作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为主要表现对象，从正面战争和地下斗争两个方面着手，满足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对革命教义的发扬。与此同时，新世纪革命电视剧也形成了自身的叙事特征，包括对革命“他者”的重置、对个人情感的召回、对家族叙事模式的采用以及塑造出全新的英雄形象等，这些特征也折射出新世纪电视剧受众作为观看主体所发生的位移。当然，电视剧叙事的变化既与观看主体认同的形成有关，也和电视剧革命叙事的资源有关。当代中国电视剧剧本生产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小说进行改编，革命电视剧也不例外，它一方面直接采用延安时期和50年代左翼叙事的成果和范式，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八、九十年代新历史小说的内在精神和价值取向，电视剧改编既是权力话语斗争的场所，也显露出新世纪执政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窘境，而一些特殊的作品，则在改编与再现中国革命和历史的过程中，对现代国家的“公民性”认同发挥出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