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进步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化,促进了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兴起和快速发展,这推动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也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带来了巨大机遇。与此同时,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希望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同抓住这一重要发展机遇,实现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的腾飞。但发达国家牢牢占据着价值链的高利润环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低端锁定”难题。《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指出: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产业集聚是促进产业发展的最有效形式,且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效益。因此,本文研究产业集聚如何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试图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攀升提出有效建议。现有很多文献从理论上证实了产业集聚的积极影响,也通过案例和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但是,一方面前人文献使用案例居多,实证分析较少;另一方面鲜少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集聚与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分析。因此,本文首先在现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聚与制造业GVC地位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然后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全面分析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对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测度,本文依据GVC地位指数和GVC参与度指数,基于2018年11月的OECD-WTO最新发布的Trade in Value Added数据库,计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采用区位熵指数来测算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选取了4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stata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制造业产业集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对于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GVC地位,呈现“倒U型”的影响作用,FDI水平、制度环境和物资资本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都为正,但是对外开放程度和公共服务水平会抑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而且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国家异质性,这表现在产业集聚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呈现“U型”关系,同时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公共服务水平可以显著促进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但FDI水平会抑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制度环境则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因此,“一带一路”各国应该借鉴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成功经验,实现制造业的产业转型升级,摆脱“低端锁定”,将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其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倒U型”关系转变为“U型”关系,这有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持续攀升。同时,各国应培育宽松的制度环境,并根据不同行业对制度敏感度的不同进行合理调整;应适度提高FDI水平,避免过高FDI水平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完善市场机制的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将公共服务水平的负向作用转变为正向作用;应避免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加强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改善生产制造工艺,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助推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长远持续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