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视听作品提供了丰富的传播渠道,视听作品通过数字化实现了跨国界、跨区域飞速传播和分享,与此同时带来了高收益,引发了人们对视听作品中关于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的思考。目前,在我国立法层面,新《著作权法》增加了对录音制品制作者“二次获酬权”的保护,我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虽然力图把视听表演者“二次获酬权”纳入进来,但是最终没有成功。缺乏对“二次获酬权”的规定不仅使得视听表演者权利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表演者权利被边缘化,还会打破利益平衡而导致无法刺激视听产业的发展进步。因此,在此背景下,完善我国视听表演者的“二次获酬权”势在必行。本文对视听表演者“二次获酬权”这一热门话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首先重新定义了与视听表演和“二次获酬权”有关的概念,视听表演系指录制在视听录制品（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连续活动图像的体现物）中的表演。我国《著作权法》上对视听录制品和视听作品的范围还有所争议,在根据《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关于视听录制品的规定后,明确指出视听录制品的范围要大于视听作品。接着在讨论“二次获酬权”概念的基础之上再通过激励理论、公平获得报酬权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论证我国引入视听表演者“二次获酬权”的正当性。接着分析了国际条约和美国、法国、韩国这三个国家与欧共体对视听表演者权利保护的立法现状,重点论述了《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缔结的重大意义以及与视听表演者密切相关的部分争议条款的解决。由于“国民待遇”和“权利归属”条款涉及到各缔约国的利益诉求,因此这两条款经过了多轮会议谈判,最终经过各方妥协达成合议,形成《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第4条和第12条的内容。紧接着讨论了我国《著作权法》引入视听表演者“二次获酬权”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应对的对策,我国新《著作权法》并未将视听表演者的“二次获酬权”纳入进去且权利义务主体较为模糊。因此,根据上述出现的问题,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引入视听表演者“二次获酬权”的前提是完善视听表演者“二次获酬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以及我国将视听表演者权利通过集体管理组织进行完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