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共识是政治体系顺利运转的前提,也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当今世界,各种内外因素正在解构现代国家的政治共识。这一现象在后发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国家具有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天然的分裂特质,政治体制转型又带来了新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在这一过程中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容易导致共识破裂。中国目前正处于深化改革阶段,同样面临着种种矛盾与困境。如何有效弥合冲突,构建起政治共识是当代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政治共识的系统化研究对于促进现代国家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政治共识作为一国精神层面的支撑,贯穿了包括国家建构、民主转型和有效治理在内的整个政治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治共识构建的侧重点不同。在国家建构阶段,应更注重国家认同和价值共识的构建;在民主巩固时期,应进一步凝聚价值共识和制度共识;而在有效治理阶段,应着重加强制度和政策共识的构建。由此可见,政治共识涵盖着四个重要内容:国家认同、价值共识、制度共识和政策共识。其中,国家认同是政治共识的根基和底线,国家认同的弱化会导致国家分裂,一国的政治共识就无从谈起;价值共识是政治共识的第二个层次,一个国家如果要维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就必须实现政治信念在某种程度上的共享。这是巩固政权合法性,规范社会成员行为所必需的;制度共识是政治共识的第三个层次,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运行的框架和平台,是构建政治共识的有力抓手;政策共识与人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没有共识型的政策,利益保障就无从谈起,政权合法性就会失去根基,政治系统将难以稳定。在明确了政治共识四个层次的内容以后,需要进一步探析影响政治共识的因素。具体来说,要剖析每个因素对于政治共识各个层次的影响,以期得到一个多层次的直观的影响因素矩阵。影响政治共识的因素分为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又可以细分为社会条件和制度。为了使社会条件的研究脉络更加清晰,本文以个人身份作为切入口进行梳理,即按照各种身份的开放程度来勾勒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种族、族群、宗族是与生俱来的,难以改变,完全闭合;文化、宗教则有一定的韧性,但并非一成不变,具有半开放性;阶层、政党身份可变性较强,较为开放。通过对各种身份进行排序,就得到了一个从闭合逐渐走向开放的谱系。此外,各因素之间的组合还能产生“横切分裂”和“重叠式分裂”效应,它们能增强或削弱单个因素的作用。由于资料和时间有限,本文没有得出各因素的权重,这个开放的模型为各国情境的多样性留出了进一步开发的空间。接着,从分权和集权的角度展开制度对政治共识影响的讨论。分权型制度可以分为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其中,制度化水平是影响横向分权的重要因素。纵向分权虽然能减轻中央与地方的固有矛盾,却增加了地方之间冲突的风险或者给地方的分离主义以可乘之机。对于集权型制度来说,集权的程度是影响制度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能动因素包括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和关系模式。由于价值观过于抽象,且与共识相关的价值观并不普遍,本文采用政治宽容这一因素来涵盖。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分为精英之间的关系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前者可以分为合作、碎片化、妥协和极化四种,后者可以分为妥协、镇压和动员三种。在分别探讨每一种情况对政治共识影响的基础上,又研究了两种类型之间的组合影响。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四个国家进行案例分析:在族群宗教型分裂中,乌克兰和马来西亚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原本民族仇恨并不深厚的乌克兰因为不断强化民族差异而造成了国家分裂。族群结构复杂的马来西亚却通过价值和制度共识的构建逐渐弥合民族分歧。在政党阶层分裂中,我们选取了泰国和西班牙作为案例。泰国的政党政治不发达,与阶层联系不紧密,在民主转型期间只能任由街头政治的蔓延。西班牙的政党和阶层关系密切,政党能积极引领阶层的行动,配合政治精英完成民主转型。经过对案例的对比和总结,得出了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共识构建建议。除了指定的分裂类型以外,本文又从更全面和广泛的视角提出了政治共识构建的国家类型学。对发展不平衡、对领土没有完全管辖权、合法性缺失这三类国家分别提出了政治共识构建的建议。最后,本文研究了中国政治共识问题。我们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梳理了中国的政治共识实践。在当代,中国政治共识总体上的成功离不开历史基因,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流砥柱作用。当下中国的政治共识还面临着很多挑战,不利的结构性因素包括我国的多民族国家构成、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复杂化、香港台湾近期的政治状况、中西方在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差异等。不完善的能动性因素包括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国家制度和国家法律的完善程度和贯彻落实程度、国家政策保障民生权益的程度、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宣传教育程度等。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能动性,建立合理的制度,制定有效的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化解这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