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公司法体系中,“禁止股东权利分离”一直是无法打破的默示规则,是股东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载体,该原则没有成为强制性规则却被人们自觉适用几十年,其中必然存在着难以推翻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股东的“同质化”假定、股东的形式平等以及效率的要求。随着现代公司法的发展,股东权利逐渐呈现分离趋势,究其原因,实为股东“同质化”假定向“异质化”的转变、公司自治理念的回归与投票权工具主义色彩的凸显。在这些现实因素下,美国的“公司自治理念”、欧盟“非比例性股票的市场需求”以及中国“迎合国际市场期待”都推动着股东权利的分离。一直以来,我国公司法律制度深受“禁止股东权利分离原则”的影响,始终遵循着单一化的股权结构模式,但这种相当保守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发展需求。为了迎合控股股东维护控制权的现实需求,符合公司长远且稳定发展的需要以及满足不同投资者的利益诉求,在我国应用两权分离存在着一定的必要性。又因为《公司法》为两权分离预留了制度空间以及上市公司发行优先股的成功实践,为两权分离的本土化应用提供了可能。虽然股份投票权与收益权的分离是符合现代公司法发展趋势的股权结构设计,但不可否认的是,高比例的投票权极易引发多重风险,包括激化利益冲突的风险、增加代理成本的风险以及削弱监督机制的风险。为避免风险的发生,必须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在保护低投票权股东的权利上,必须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并引入分类投票制度。在制约高投票权股东的权利上,有必要完善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同时引入限制投票制度和排除投票制度。在完善股东权利被侵害的事后救济上,可以考虑引入股东集体诉讼制度与设立仲裁股东权利损害争议的专门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