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日同盟经历了一个疏远—接近—更接近的变化过程，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过程，美国是如何规划这一过程的，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的广泛关注。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对美日同盟的研究大多只是侧重在2000年前的两个阶段。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次美日同盟再定义(第一次:1995-2000年;第二次:2000-2005年)的比较分析来研究美日同盟中美国对中国因素的考虑。　　前言部分，笔者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并拟全文采用比较分析、历史分析、层次分析等研究方法。同时，对贯穿全文的重要概念“同盟”、“美日同盟再定义”进行了界定，为全文的展开奠定基础。　　第一部分以历史为视角，分别阐述了两次美日同盟再定义的美国意愿、再定义的实现过程及再定义的本质与特点，为下文进一步分析美日同盟再定义对中国因素的考虑做好了事实铺垫。第一次美日同盟再定义是在冷战后不久，美国对亚洲采取了“介入领导战略”，该战略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第一，加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双边同盟关系，寻找冷战后同盟新基础，这是该战略的核心部分。第二，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驻军。第三，发展地区安全协商机制，以培养该地区各国之间的信赖关系，为在更远的将来可能出现的地区安全保障机构创造一种可能性。第四，对中国采取“全面介入战略”。其中美日同盟是该战略的“关键”。立足于“栖口报告”与“奈报告”，美日两国着手为双边安全同盟进行“再定义”，此次美日同盟再定义的实质是美国由过去只需借用日方基地改换为亚太安全中的美日合作以及美日共同构筑联合干预亚太安全事务的体制。第二次美日同盟再定义的大背景是“9·11”事件。以“反恐”为依托，小泉与小布什全力推动第二次美日同盟再定义。美国制定了新的反恐军事战略，重点加强本土防卫和对“不稳定弧形区”的干预，对恐怖主义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加快调整海外军事部署。第二次美日同盟再定义的目的是将日本作为亚太地区驻军的指挥中心;加强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的相互配合;重新部署驻日美军。　　第二部分紧接第一部分的历史阐述，分别分析在两次美日同盟再定义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因素的考虑。其中，第一次再定义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因素的考虑包括亚洲的不确定性与中国，中国作为现状维持国及现状挑战国的双重性质，及鉴于中国的双重性质，美国采取了兼具“接触”和“遏制”的“全面介入”的对华政策。第二次再定义过程中美国对中国因素的考虑包括当代“中国威胁论”的介绍与分析;美台湾问题双清晰化政策，即台独导致大陆动武，美国不予军事支持;大陆对台动武，美国将肯定介入协防台湾;以及布什政府亚太战略的主要途径。文章的第二部分梳理了第一部分的大量事实资料，进一步阐述了美日同盟再定义过程中的中国因素。　　第三部分引进肯尼思·沃尔兹的层次分析法，从方法论角度考察两次美日同盟再定义中美国对中国因素的考虑。首先笔者从个人、国家、体系三个层次具体阐释了层次分析方法:个人层次的分析所检查的是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在界定和追求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时所起的作用，关注中心是领导者的个人背景、历史经验、价值选择和领导风格对决策的影响;国家层次的分析检查的是国家和其他非国家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检查它们怎样制定对外政策;系统层面的分析是要研究国际环境，并且研究这种环境是怎样影响国家间互动的模式的。随后，笔者运用该方法分别分析两次美日同盟再定义中美国对中国因素的考虑:第一次美日同盟再定义中克林顿及其行政班子的因素、美国国内形势及冷战后一极独霸的国际形势，第二次美日同盟再定义中布什及其行政班子的因素、美国国内形势以“9·11”事件为分界点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单极局势面临多极化巨大挑战的国际形势。这一部分引进新的方法和事实，是对前两部分的推进，丰富与充实了全文的内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　　结论由三部分组成，笔者首先从“安全两难”的角度总结了美日同盟与中国的关系，随后预测了未来几十年里中美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最后提出处理未来中美关系所需遵循的三点建议，分别为:其一，增强战略互信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关键;其二，双方应建立更加有效的对话机制;其三，不挑战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执行政策时考虑对方的国内政治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