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1年3月,已有53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以下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作为商事调解领域的第一部国际性公约,《新加坡调解公约》打通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境执行难的“最后一公里”。该公约首先明确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认定标准,其次赋予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可执行性,最后也构建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框架,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提供了公约基础。因此,应借研究《新加坡调解公约》关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境执行的新规则之际,反思既有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跨境执行机制的不足,从而彰显《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进步性,并进一步分析检验《新加坡调解公约》确立的执行模式能否满足快速、便捷的需求,也为我国日后正式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提供制度衔接的建议。首先,本文第一章从《新加坡调解公约》制定之前既有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机制入手。第一,从理论层面展开,根据参与调解的第三方性质,在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分类的基础上分析各类协议的效力。第二,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通过之前关于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的国际立法,对已有的规范性文件不足之处进行探究。第三,对实践中出现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模式进行分析,包括按照合同交由国际私法管辖、借助仲裁援用《纽约公约》、借助司法协助条款三类不同模式,讨论既有依附型执行模式的不足之处及其成因。本章从理论、国际立法、和实践三方面对既有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机制进行讨论,为下文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进步性做好铺垫。其次,本文第二章从《新加坡调解公约》的适用范围、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救济机制、当事国有限拒绝准予救济的事由等方面展开研究,分析《新加坡调解公约》设计的执行模式能否解决既有执行模式的依附性问题。适用范围上,《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商事和解协议国际性的规定更为成熟,从和解协议的角度出发去设计,一改以往从调解程序角度出发去认定;同时更加凸显了调解作为独立程序的重要性,将其与诉讼、仲裁区分开来。在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救济方式上,首次以公约的形式赋予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可执行性,并将救济途径分为两种,一是允许和解协议当事人向缔约国申请执行和解协议,当事国需根据公约要求和本国程序执行,二是允许当事人可以援用和解协议进行抗辩。为避免当事国滥用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对当事人权利的进行合理限制,《新加坡调解公约》还增设了拒绝准予救济的事由,对直接执行机制进行有效平衡。接下来,本文第三章分析了《新加坡调解公约》在解决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困境这一问题上存在的局限性。第一,公约实施难度较大。在公约已经生效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未更新国内制度,《新加坡调解公约》不具有可行性。在未签署公约的国家中,有些国家对公约持否定态度。第二,未明确非执行程序援用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具体法律效果。第三,在选择适用条款的保留上,会给《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推广带来难度。最后一章,本文将视线回归到中国,讨论《新加坡调解公约》对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救济机制给我国带来的挑战以及我国应如何应对。第一,结合《新加坡调解公约》的要求,分析我国目前执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过程中出现的与公约不匹配之处,如我国调解员标准化不足、法律没有赋予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力、现行的司法确认程序不符合公约要求的本国程序等事项。第二,根据上述发现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应对策略,为促进《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我国落地实施提出建议。我国需完善调解员准则,对和解协议执行问题上分为国内国外双轨制进行,并构建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救济的审查程序和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