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的历史长河中，理性一直是挥抹不去的音符。在启蒙时代，理性则成为剔除神权崇拜与宗教迷狂的有力武器。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中，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作为支撑力量和精神信念，使得资本主义在“去魅”的过程中，保持着自身的价值定位与情感追求。但是也正像马克思所认识到的那样，资本主义也并非一片净土，资本积累充满着血腥的屠杀与沉重的压迫，“异化”成为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不合理、不公正与不人道的钥匙。紧随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文化中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卢卡契那里是“商品的拜物教本性”，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理性则与同一性、统一性相等同，而马尔库塞则带着造反与革命的愤激，揭示了理性是如何使人个性丧失、情感失落与精神萎靡，“单面人”成为马尔库塞最为得意的文化发现。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猛烈批判不同，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带领袖人物，在注重批判的同时，也注意到理论反思与理性重建的重要性。因此，在区分理性的不同形态之后，他着重批判了使理性歪曲与异化的工具理性与历史理性，而突出了理性中所包孕的人文主义与价值关怀。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成为哈贝马斯对理性辩证看待和分析的最好隐喻。于是交往理性的出炉成为哈贝马斯在批判与反思之后，所留下的最具启发性的理论术语。哈贝马斯通过对理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并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社会理论，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文化内涵，从日常生活中最司空见惯的话语入手，在行而上的层面上，分析了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人与自我的关系，并提出了在这三者内部符合交往有效性要求的价值规范，即陈述的真实性、交流的正确性、表达的真诚性要求。从而使交往理性既摆脱了工具理性的强制，又保持了它的价值关怀的合理内核，从而为个体快乐存活提供了语境，也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交往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在交往理性指引下的文艺美学，反映了哈贝马斯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对文学的概念、审美现代性以及大众文化的思考。公共领域中的文学概念则第一次的揭示了文学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讨论、批判与凝聚的积极作用，从而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在交往理性的哲学思索中，是文学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内涵。而审美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则回答了历史迈入现代之后，在道德、科学与艺术分道扬镳之后，何种力量才能担当起人类的心性塑造和重建审美家园的重任，起到基础性的交融作用。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就是从资本主义现实出发，揭示工具理性与历史理性的统治本质，并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回归指明方向。重建的过程提出了在当下回归如何可能的问题，如何使分离的个体和孤独的心灵不再寂寞则成为<WP=4>审美现代性极为重要的文化抉择。对大众文化的细微分析和层层解密，则是对审美现代性所遭遇的困境与迷惑的一次揭底，大众文化中所蕴含的人为操纵与市场原则则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在交往理性的框架之内，审美现代性才能走出它的迷城，呈现出它的广阔胸襟，使现代人的精神家园获得温情与自信、感恩与宁静。交往理性视阈中的文化构想，是哈贝马斯对全球化语境下对文化概念的宏观把握。在对作为系统呈现的文化考察中，哈贝马斯着重分析了社会文化系统在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极度膨胀的情况下，前者如何超越的问题。不可否认，社会文化系统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过程中遭到了不断地挤压和剥离，它的诗性内涵和价值意蕴正在失去本真韧性与传统根基（即韦伯所说的“自由丧失”和“意义丧失”）。恢复它的本真含义和合理内核则成为哈贝马斯努力追求的目标。超越民族国家既是新的政治文化尝试也是哈贝马斯推进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的一次伟大实践。欧洲共同体的形成为消除民族主义的狂热、国家间的文攻武斗以及贸易冲突，提供了极具建设性的参考，而一部欧洲宪法的制定既是交往理性的现实关注，也是在宪法爱国主义基础上提供精神源泉的需要。如果说欧共体的形成具有可预见性，那么建立在交往理性基础上文化共同体则是对康德的“世界公民社会”的回应，是对未来的伟大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