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是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从表现意识来区分，大江的存在主义文学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奇妙的工作》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为早期,表现的是荒诞意识以及如何超越荒诞意识。此后的创作表现的是一种边缘意识。本文主要论述大江健三郎的早期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大江文学特色，更好的理解日本文学走向世界的原因；也可以了解战后日本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 。第一部分，大江早期存在主义文学的产生背景。大江早期存在主义文学的产生，是在特定的文学基础——存在主义在日本的传播，社会环境——二战前后的日本社会状况及文化氛围。这些大背景下，加上大江自身经历必然产物。第二部分，大江早期存在主义文学的主题内容。大江早期存在主义文学主要受萨特的“荒诞”观念的影响，经过一个时期的探索，最后又成功的超越了萨特的“荒诞”观念，赋予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及人类的自救，形成大江式的存在主义文学。因此，根据这个发展脉络，可以把他的早期存在主义文学分为三大主题：荒诞在大江表现“荒诞”的小说世界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表现战后青年人的精神危机，即虚无意识；另一种是表现战争所造成的人性的危机，即人性的异化。毫无疑问，大江文学中的“荒诞”意识是在萨特“荒诞”观念的启示下发生的，其中的借鉴和被借鉴关系，或者说师承，是相当明显的。但同时，大江对萨特荒诞意识的接受，是在既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在价值趋向上有着迥异于萨特的特点。萨特用一种哲学化的眼光观察世界，荒诞在他笔下，既不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也不是一种民族性的现象。荒诞在他看来是一种超历史超民族的人类共有的现象，是世界的本质，是人不可摆脱的宿命。大江笔下的荒诞<WP=41>与萨特的荒诞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突出地表现在，大江式的荒诞是作为历史的，民族的寓言的荒诞，在时空意识上有着相当明确的针对性。这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荒诞，是对日本社会现实不合理的现象的批判和否定。因此，这种荒诞并不具有确切的形而上性质。由此可见，大江对萨特荒诞意识的接受的时候，非常自然的对荒诞意识进行了改造，将萨特笔下的人类抽象性，转化为日本社会现实的具体性。反抗荒诞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精髓，主要不在于对恶心、荒诞的世界以及人生如何认识，而在于面对这恶心、荒诞的世界、人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如何行动，这就是他的自我选择的哲理。大江无疑也受到萨特的那种绝对的自由选择的影响。当时日本社会从贫困、混乱状态之中摆脱出来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人们精神生存领域却受到威胁。大江笔下的陷入精神和信仰危机的日本年轻人，他们并不甘心沉沦于失落自我的痛苦境地，而是选择以反社会反道德的荒诞行为（性和犯罪）来表示对社会对人生的漠视和反抗(反抗荒诞的现实)，却仍受制于荒诞命运的摆布，最后陷入了更加绝望的境地。超越荒诞大江成熟期的作品超越了其初期作品，我们可以清晰的感觉到，随着对人的生存状况探索的深入，大江在抗拒着极力表现荒诞情绪的欲望，奋力升华到超越荒诞的生存困境的层面，他执著的探索着实现人类自救的可能，他所理解的人生存的本质意义是：要克服人生的各种障碍，直面现实人生，战胜痛苦和厄运。大江在超越萨特的同时也找到了最适于自己表达的主题：边缘主题，即残疾儿主题。第三部分，大江早期存在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大江健三郎早期存在主义文学创作受到存在主义美学的影响，但又植根于日本民族文学的基础上，巧妙地把东西方文学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即把心理体验与怪诞风格融为一炉，成为怪诞的心理体验，这是大江健三郎在审美上对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一种超越。 <WP=42>心理体验存在主义美学的核心思想是揭示人的内心的体验、感受、矛盾的心态和自我的反思。大江早期文学创作无疑受到了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的影响，使得大江的文学创作重视主观真实甚于客观真实，重心理体验甚于外部作为，具有明显的“心理体验”特色。这种心理体验特色具体的表现为把日本第一人称的“私小说”和 西方的意识流小说技巧相结合的心理描写。怪诞风格存在主义认为，世界不可知，人不可知，连自身也不可知。因而认为只有非理性才是对现实悲剧性的把握，认识和感受的基点，所以他们热衷地描写人类生存的病态和异化，这就是存在主义的“荒诞悲剧”。大江早期文学创作受到存在主义的“荒诞悲剧”的影响，使其创作具有怪诞风格。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怪诞意识 大江的创作由内心痛苦而出发，多表现“孤独”和“死亡”这两种怪诞的人生意蕴和生命意象,他将本民族的传统意识与外民族的现代意识完美的结合起来，而变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之一。怪诞人物 大江笔下的人物，从整体上看，是处在生存困境的人类的形象；而从个体上看，则是突出暴露人性的弱点的各种形象。无论整体还是个体形象，都蕴含着、表现出作者创作中的怪诞意识，这种意识一直渗透到人物的行为、习惯、性格、心理、经历、命运之中，使这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