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弊端逐步显现的背景下,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经之路。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贫困地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不利于增加收入,农地转出可以使农户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并且能够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劳动报酬率相对较高的非农经济活动中,优化家庭收入结构。从近10年的调查研究来看,贫困地区农地流转已形成一定规模,但受制于制度、政策、区域等外生因素以及农户家庭资源禀赋、村庄特征等内生因素的作用,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仍然较低。在脱贫攻坚任务依然繁重和“三权分置”改革深化背景下,系统研究贫困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及其减贫效应,对于完善贫困地区农地流转政策、引导农户科学减贫、促进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有关农地流转、减贫方面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以农户行为理论、贫困缓解相关理论为指导,以六盘山片区1112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剖析了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现状,构建了多维贫困的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测度了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运用多种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深入探究了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行为减贫效应、农户农地转出规模选择行为减贫效应、农地转出组织方式选择减贫效应的内在影响机理与影响效果,以及农地转出后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减贫效应,提出了优化贫困地区农户农地流转、科学减贫的政策建议,旨在为贫困地区农地流转、精准扶贫政策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从六盘山片区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来看,在1112个样本农户中,52.61%的农户参与了农地转出市场,仅有9.44%的农地转出户完全转出土地;585个农地转出户中,10.43%的农地转出户的转出率在20%以下,52.99%的农地转出户的转出率在20%-60%之间,18.97%的农地转出户的转出率在90%以上;政府主导型农地转出方式是现阶段六盘山片区农地转出的主要方式,585个农地转出户中,79.15%的农地转出户选择政府主导型农地转出方式。(2)从单一维度贫困发生率来看,六盘山片区被调研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受教育年限、教育支出、健康状况、医疗支出、及时救助、清洁饮水、卫生设施、住房、生活满意度方面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6.28%、31.29%、7.19%、29.14%、9.53%、16.19%、20.05%、10.25%、14.57%、18.71%;从多维贫困状况来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8.51%、贫困剥夺份额为36.10%、多维贫困指数为0.1029(K=3)。通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进一步分解,可以发现,健康状况对农户家庭多维贫困状况的贡献率(20.36%)最大,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贡献率较低,二者均低于5%。(3)基于农户禀赋和交易成本的双重视角,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分得农地面积对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农业生产能力、寻找流转对方时间、谈判时间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此外,家庭结构、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村庄交通便利性和房屋价值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行为。在此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了农户农地转出决策行为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转出户的多维贫困指数比未转出户在匹配前、匹配后分别低0.0292和0.0376,从经济维度、教育维度、健康维度、生活水平维度和主观感知维度的倾向得分匹配结果可以发现,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能够显著的降低农户经济维度、健康维度、生活水平维度的贫困指数,但对教育维度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指数影响并不显著。(4)考虑到农地转出规模选择与多维贫困指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首先利用门槛效应回归模型测算了转出规模对农地转出户多维贫困影响的临界值,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在转出规模(流转率)0.7667上发生了结构性的突变,农地转出户可以分为有明显特征差异的两组,即低转出规模农地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0.7667)和高转出规模农地转出户(农地转出规模>0.7667)。在此基础上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了农地转出户规模选择的影响因素、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以及农地转出户规模选择行为对多维贫困产生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发现:农业机械价值、村庄交通便利性、区域特征——是否位于甘肃、农业生产能力和谈判时间对农地转出户转出规模选择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区域特征——是否位于宁夏对农地转出户转出规模选择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房屋价值是影响高转出规模和低转出规模两类转出户家庭多维贫困的共同因素。高转出规模的农地转出能够有效降低农地转出户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如果高转出规模农地转出户选择低转出规模,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将提高0.0378;如果低转出规模农地转出户有机会选择高转出规模,农户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将下降0.1297。(5)鉴于农地转出组织方式选择对农户多维贫困缓解有重要影响,首先利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农地转出组织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转的难易程度、分得农地面积、农业生产能力均对农户农地转出组织方式选择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契约的稳定性、家庭结构、成年人受教育年限、政治关系、区域特征——是否位于甘肃均对农户农地转出组织方式选择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了农地转出组织方式选择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对于农地转出户来说,当多维贫困指数位于q=0.1、q=0.25、q=0.5分位点时,市场主导型农地转出方式有助于减贫,但这种效果仅在q=0.25、q=0.5分位点上明显,当多维贫困指数位于q=0.75、q=0.9分位点,政府主导型农地转出方式有助于减贫,但这种减贫效应并不明显。(6)引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首先利用基于博弈论的组合赋权模型测度了农地转出后农户的生计资本特征,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而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相对较低;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对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可以分为特征明显的三类,即“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兼业型”生计策略和“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其次,在此基础上,利用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越高,农地转出户越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自然资本越高,农地转出户越倾向于选择“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金融资本越高,农地转出户越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最后,利用OLS模型分析了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农地转出户减贫效应明显高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的农地转出户,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兼业型”生计策略的农地转出户的减贫效应均高于选择“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的农地转出户,“兼业型”农地转出户的多维贫困指数比“农业主导型”农地转出户低0.0458,“务工主导型”农地转出户的多维贫困指数比“农业主导型”农地转出户低0.0757。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六盘山片区农地流转和贫困缓解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合理引导贫困地区农户农地转出行为;规范有序的流转市场环境;提高非农就业能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基于农地转出行为减贫效应的个体差异,实施瞄准性的扶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