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通义》约成书于政局动荡的东汉末年,是一部记述汉代社会风俗历史的重要著作。应劭在著述过程中,大量引用了儒学典籍,尤其是对《诗》的引用,数量可观。这是由经学在汉代的正统地位,以及《诗》在经学中的重要性决定的。应劭在著《风俗通义》之时,本着“辨风正俗”的宗旨,大量引用了《诗》中的经典文本来支撑写作。这些引《诗》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呈现出一定的特色。形式上,或以“《诗》云”“《诗》曰”“《诗》说”等词开头,发起论述;或在文中引《诗》为论据,支撑论述;或在文末引《诗》结尾,强化论述。内容上,《风俗通义》引《诗》题材广泛,对《诗》的各篇章也有所侧重,总体上看,引《风》《雅》多而《颂》略少。《风俗通义》中的引《诗》与今本《毛诗》文本相比存在不同,总结起来,大致有通假、假借、别字、缺字、省减以及引逸诗等情形,此外还引用了韩诗等解《诗》著作。《风俗通义》引《诗》,是由《诗》中多有与之相契合的内容决定的。同时,由于文献阙如,《诗》也是其中一些篇章论述时所绕不开的材料。应劭在引《诗》之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对《诗》的《风》《雅》《颂》的引用目的,也呈现出共性和差异,这皆是由其所要论述的内容决定的。《风俗通义》中的“谨按”是集中体现应劭核心观点的部分,其叙述方式也呈现出一定的特点。从“谨按”中,我们还能看出应劭的《诗》学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提倡赋《诗》言志、强调以《诗》说礼、倡导以《诗》美刺、主张以《诗》为史四方面。《风俗通义》引《诗》丰富了东汉《诗》学的研究,促进了《诗》的传播,也推动了经学在东汉社会的变迁。同时,《风俗通义》引《诗》也是将儒家思想运用到政治治理、民风教化之中的具体实践,对巩固东汉统治、维护礼仪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