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官”所代表的统治者与“民”所代表的被统治者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群体。属于被统治者的普通民众,在经济、政治、教育等多个方面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尤其在话语权力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普通民众由于缺乏话语权力而很少能在整个社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相反,占据权力优势地位的社会上层精英则长期把持着社会的话语权力,常以“教化”的高姿态俯视普通民众。尽管处于权力上的弱势地位,普通民众依然创造出了适用自身的各类文化,这些文化常被冠以民间的前缀,如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等。民间虽是普通民众的主场,但由于权力关系的不对等,统治者在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民间”中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造就了民间社会中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并行,且相互影响的真实境况。在民间流行的诸多文化中,宗教占据着重要地位,影响着广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从宗教与官方的关系出发,可以将“民间”中的宗教划分为两大不同类型。一类以正统佛、道教为代表,它们受到官方的承认乃至保护;另一类则是为官方忽略、排斥乃至镇压的各类宗教,包括各种“淫祀”、民间信仰、民间教派在内。在具体的民间社会中,这两大类型的宗教虽然存在差异,但并非总是界限分明,互不交涉。实际上,在民间中,两大类型的宗教常常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民间宗教生态。民间复杂的宗教生态环境,给诞生于其中的宗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青云派正是其中一例。青云派在道光年间由四川省绥定府人氏蒋成寿创建,是一个主要活动于川东地区的地方性民间教派。蒋成寿本为白莲教信徒,却在经历了川东“白莲教之乱”后,敏锐地把握住了当时川东社会各阶层对道德伦理重建的普遍要求,转向了对传统道德伦理尤其是“孝”的宣扬。最终,蒋成寿在糅合“白莲教”、道教、佛教、儒教等多种宗教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传统,即青云派。青云派自诞生之初,“道德”和“灵验”就成为两个关键因素,在庙产、僧团组织、教派活动、典籍编纂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影响力。由于蒋成寿“灵验”的预言暑,一批民众成为了蒋成寿最初的信徒。这批信徒为蒋成寿提供了土地、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使其获得了最初的庙产。庙产的获得,为蒋成寿开宗立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若无“灵验”的预言,也就没有后来的青云派。蒋成寿在取得庙产后,开始组建僧团,以寺庙为中心进行各种公开的活动,宣扬其自创的“孝善”佛法,青云派在蒋成寿手中日渐成型。青云派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孝善”教义,赢得了当地大量民众的信奉,并在社会中得到了包括士绅在内的各类群体的认可。社会的广泛认可为青云派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至建国前,青云派拥有庙宇70余座,势力范围遍及川东、重庆地区,成为川东地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教派。正是借助“道德”这一因素,青云派得以不断壮大。青云派的僧侣还试图建立自身的宗教权威,编纂了大量经卷。这些经卷为深入了解青云派提供了可能。留存的经文展现了青云派独特的宗教世界观,记载了诸多宗教仪式,保留了不少涉及青云派历史的传说神话。在青云派的诸多经典中,《青云仙梯》是颇为重要的一部经典。它由青云派多位僧人耗时多年而成,可谓青云派的镇派经典。《青云仙梯》辑录了数百篇经文,包含了经、忏、咒、谕等多种不同类型的神圣文本。该经典表明青云派受到了龙女寺“庚子阐教”的深刻影响,曾长期从事“扶乩”这一宗教活动,并通过扶乩制造神圣经典。《青云仙梯》生动体现了青云派将“灵验”与“道德”结为一体,以神道手段,在普通民众间进行儒家道德的教化。将道德神秘化或者说在神秘中嵌入道德作为内核,正是青云派最大的教派特色,也是其得以发展壮大的秘诀。青云派这一诞生于清代中晚期的教派,还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民间宗教的生存模式。面对明清时期官方正统对民间宗教的严厉态度,青云派秉承“天命”传统,以神权的肯定抗衡皇权的否定态度,论证了自身教派存在的合理性。在实际教派发展过程中,青云派则妥善处理着自身和社会上层精英及下层民众的复杂关系。在一方面,青云派借助对儒家道德的认可和宣扬,与当地社会的儒家精英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赢得了较为宽松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面对普通民众,青云派则强调神秘的“灵”,通过科仪、扶乩等手段,建立并巩固了自身的宗教权威,融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宗教需求之中。青云派延续至今,和它将自己嵌入到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有着深刻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