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适合人类自身的政治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有赖于思想家和哲学家不断加以理论化的价值体系与政治理想。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思考协商民主,构成了一个协商民主观问题。协商民主观的概念和基本理论源自西方,但由于它以社会事实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以理性、交往为概念工具,以政治合法性为价值追寻,体现了对现实民主的批判,对民主真实性和合理性的期待与追求,从而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然而,一方面,由于协商民主理论本身还未得到充分发展,以及它在理论建构上与民主发展的社会和历史的规律性有着内在的冲突;另一方面,有关协商和民主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主题之一,而且由于我们所处时代的诸多民主问题很多仍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仍需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面对并给予回答。因此,对于源自西方的协商民主观,无论是从丰富和发展人类共同民主观念和政治实践的视角,还是从建构中国协商民主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考虑,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批判和扬弃。这一观点促成了本文的研究,就是在政治哲学的视域内,对西方协商民主观的本质、价值和规律进行本源性、目的性和方法性的思辨、描述与探求,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思辨,提出超越西方协商民主观的马克思主义思考,最后对中国协商民主观的基本原理、理论内涵以及实践形态进行探索。论文分四个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阐释了协商民主观的基本理论。首先对西方协商民主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发展做了概括性的描述,梳理和总结了协商民主论者关于协商民主理论内涵的六种主要观点。之后,对已有的代表性协商民主观,主要是哈贝马斯的程序性民主和协商政治观、乔舒亚·科恩的“自由主义”协商民主观、詹姆斯·博曼的制度主义公共协商观和约翰·德雷泽克“激进”的话语民主观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与提炼。在此基础上,对协商民主观的政治哲学意义做出了界定,探讨了协商民主的理论实质和基本特征。第二部分对协商民主观进行了解读与追问。西方协商民主观的哲学基础源于实践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主体间性,直接来源于哈贝马斯的交往哲学理论,体现了对民主理想与政治合法性、人权与人民主权、个人自由与民主秩序的和谐等民主理论的重要价值关怀的关注与思考。但由于协商民主观理论建构的抽象性特征,方法论上的“理性”和“话语”中心主义,以及把社会事实当作永久的存在,把压制性力量当作普遍和永恒的实施,它在规范与经验如何衔接、民主程序的中立性是否可能,以及批判与实践之间的冲突和解上还存在解释的难题。第三部分超越西方协商民主观集中探讨了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对西方协商民主观所应进行的哲学批判与反思。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核心理念,以及它的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进行了分析。之后,从协商民主观的马克思主义渊源,即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理论入手,探讨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中的关联与包容。最后基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对西方协商民主观进行了前提反思、价值反思与实践反思,这种反思既是批判性的,也是包容性的,是对西方协商民主观的扬弃与超越。最后一部分探讨的是中国协商民主观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求。首先,探讨了中国协商民主观的理论前提与现实条件。中国协商民主观的发展尽管受到西方民主理论的影响,但其根本的理论基础是由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演化而来,同时也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民主观念及制度不断深化和完善。中国协商民主的现实条件是民主发展的迫切需要、制度上的独特优势和真实存在的多重问题与挑战的并存。其次,分析了中国协商民主观的基本原理和特征。中国协商民主观的哲学原理是:它是一种实践哲学;它是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的存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新组成部分和独特创造。中国协商民主观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它是一个集规范性与事实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为一体的概念;它是一种民主理念,但更强调一种国家制度建设;它在实践中体现为民主体系的建设。最后,对中国协商民主观实践的若干主题进行了探讨,主要是它与党的领导、人民民主、政治协商、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关系。从协商民主观的理论溯源、概念分析、理论实质的界定、主要特征的分析到哲学解读与追问,再到超越西方协商民主观的马克思主义思考,最后到中国协商民主观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进路的探讨,本文对协商民主观做出了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思考,这不仅是对西方协商民主观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与总结、解读与追问,更是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视角对西方协商民主观进行解构、思辨和扬弃,从而提出中国协商民主观的理论构想。尽管在内容体系上还不够完整,在逻辑关系上还不够严密,在研究方法上还不够完善,但为全面系统地理解西方协商民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做出了探索性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