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社会财富的日益积累,作为国情舆论主题之一的国民幸福感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关注国民幸福,是一种全新的执政理念,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政策的终极目标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为各个阶层谋幸福,建设幸福中国,一个必须重点关注的现实问题是:社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由教育不公、贫富分化和阶层分化导致的相对剥夺感成为当前社会的普遍心理。幸福源于比较,幸福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的我们的“参照组”却没有。幸福源于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决定了各社会阶层的幸福诉求不同,对幸福的体验也不同。因此,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如何提升全社会的整体幸福感,尤其是弱势群体,是建设幸福中国必须面对并需要解决好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学家哈维格斯特指出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教育将成为个体向上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然而,在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作用下架构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分层格局中各阶层幸福分化情景究竟怎样?是否“和谐”?以及再进一步,在社会高度分化的情景下,如何让各社会阶层能够共享幸福,实现幸福的最大化?如何有针对性的提升各社会阶层的幸福感?当是中国教育社会学回应时代诉求的前沿研究内容。鉴于此,本文借鉴斯普瑞（Joe Spring）的教育“分类机器”（Sorting Machine）思想,引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以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一体观,建构合理自洽的表征事件整体关联特征的教育——社会场域认知图式,以揭示“异质性个体的教育选择——向上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层结构——心理预期与现实感知——居民主观幸福感”系统性有机关联及内在机制,弥补既有文献分条块割裂与单方面为主题孤立性研究的不足。尝试将社会分层作为教育如何影响幸福的关键中间变量,提出一种捕捉教育参考点移动的方法,从期望适配角度探究教育如何将不同群体筛选到相应的职业及社会阶层中,并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幸福分化现象。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模型和期望适配理论模型,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动态模拟与演化不同情境下教育、社会阶层与幸福感如何漂移,以探究教育、社会分层与幸福感之间的总体关联特征和内在机制,对于如何阐释并有效提升各社会阶层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二章至第六章五个部分。第二章在回顾、梳理以往教育幸福研究发现,教育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莫衷一是,即可能存在正效应、负效应、倒U型和中性关系。决定个体在资源争夺和社会竞争所处社会阶层的影响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先赋性、后致性与结构性三种,从而形成绩效流动、家庭地位继承、国家庇护流动三种社会流动模式,因此教育既可能成为社会成员向上社会流动的阶梯,也可能由于社会再生产而固化社会流动。此外,大众化高等教育能否促进社会流动,提升国民幸福感仍亟待探讨。本研究认为:在衡量教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时,重要的是确定教育影响幸福的关键中间变量,否则这些变量对幸福的影响将会被教育“吸收”,进而产生遗漏变量估计偏误以及对教育与幸福关系的错误解读。布迪厄著名的资本转换理论认为,教育是打破固有社会分层,促进社会流动的有效方式。人们可以通过教育获得经济财富、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我们不禁思考,是否是由教育导致社会分层,进而导致幸福分化现象呢?对已有关于教育、社会分层和幸福感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侧重点不同,各具特色,形成丰富“碎片化”成果,显然尚缺乏将三者纳入一个完整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体系。第三章架构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理清教育、社会分层与幸福分化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引入皮埃尔·布迪厄教育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和卡尼曼的前景理论,建构表征事件整体关联特征的教育——社会场域认知图式,以揭示“异质性个体教育选择——向上社会流动——心理预期与现实感知——居民主观幸福感”系统性有机关联及内在机制。企盼尽可能将前人形成的“碎片化”研究成果及其思想纳入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加以有机统一,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研究的期望视角来解读教育——幸福之谜。幸福感产生于比较,幸福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参照组”却没有。幸福源于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在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的基础上,不少学者将教育期望作为该模型衍生模型中个体教育获得的关键中间变量,并将其视为教育获得的重要预测变量（Jacoband Wilder,2010）。期望来自于对比、预期和适应。本文引入期望概念对个体教育获得及幸福感水平进行解释。教育通过给个体带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帮助个体实现阶层跃迁。本文的一个重要前提假设是教育影响参考点,不同受教育群体的参考点不同,个体通过将自身真实处境与他们认为合理的参考点进行比较来形成期望。在期望的作用下,如果期望适配教育能力和个体所处社会地位,个体主观幸福感上升;反之,如果期望错配教育能力和社会地位,个体幸福感下降。一般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未来会产生更高的生活预期,比如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社会地位等,高预期会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第四章是在国际视野下对中国国民幸福感情景演化的经验考察。通过比较全球152个经济体在2007-2016年时间窗口内国民幸福指数增量分化特征,结合2016年152个经济体国民幸福指数总体水平的个体差异,我们发现如下感兴趣的情境信息:（1）一方面,就国民幸福感指数绝对值水平而言,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贫困经济体国民幸福感由高至低差序格局显而易见;（2）另一方面,在2007-2016年时间窗口内,国民幸福指数增量分化景象却是自发展中经济体→贫困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呈现出由正到负之差序格局。换言之,发展中经济体和相对贫困经济体其国民幸福指数总体上处于不断改善的上升通道,而发达民主经济体恰恰是国民幸福感提升乏力甚至有下降的趋势。为了全方位而又不失公允的窥视中国国民幸福感的“原像”,文章基于国际、国内公认六大权威数据库,在提取有关中国国民幸福感调查结果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动态分析和再考证,研究结果表明:（3）国际、国内公认权威数据库独立性调查信息无例外表征近十年内中国国民幸福感处于改善、上升通道,尽管年度间有波动,但总体趋势上升而不是停滞不前、更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下降迹象;（4）基于国际三大数据库的国际比较,中国国民幸福感改善空间（增量）在发展中国家中表现突出,在转型经济体中更是名列前茅;（5）在中国,2005、2015年农村和城市居民幸福感均值分别为3.36、3.45和3.83、3.89,农村略低于城市,但期间居民幸福感的增幅却是农村大于城市。第五章是对“大众化高等教育——向上社会流动——心理预期与现实感知——居民主观幸福感”系统性有机关联及内在机制的研究。中国高校扩招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为本文研究主题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准自然实验环境”,因此本章基于同期群视角,借鉴美国教育学家斯普瑞的教育“分类机器”思想,尝试将社会分层与流动作为高校扩招何以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关键中介变量,整合CGSS 2005-2015混合截面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对高校扩招政策能否促进社会分层与流动,并导致不同受教育群体幸福分化的干预效应进行无偏估计,以关注学历证书扩散的过程中人们所处社会地位与幸福感如何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测量地位（Sociometric Status）较高的个体倾向于报告较高的幸福感水平,“Face-to-Face Groups”中社会测量地位比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重要,即存在局部阶梯效应。正如伯特兰·罗素（1930,p90）所指出的,“乞丐并不嫉妒百万富翁,但是他们一定会嫉妒其他更成功的乞丐”;（2）通过对高校扩招政策、社会分层与流动及民生福祉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发现,社会分层与流动对高校扩招与国民幸福感关系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大众化高等教育通过促进个体向上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获得,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增益效应;（3）高校扩招政策对城乡和不同收入阶层群体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教育机会总量的增加并没有如期减少城乡和不同收入阶层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程度。相对于农村和低收入阶层而言,城市和高收入阶层更有机会获取更多更好的教育。由此可见,我国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形势依然不容乐观,市场化促进社会流动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的隐忧;（4）通过考察高校扩招政策对社会分层与流动及国民幸福感的动态效应和变化趋势发现,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过程中,教育对社会分层与流动及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呈显著下降趋势,根据资源稀释理论、信号筛选理论、地位竞争理论及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教育持续扩张可能带来文凭膨胀、学历贬值,高等教育区分度下降,以及信号筛选功能被弱化等现象,进而导致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回报和幸福回报下降。第六章是基于期望适配视角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漂移特征的研究。文章提出一种捕捉教育参考点移动的方法,探究异质性个体的教育选择、教育的幸福回报,以及教育如何将不同人群筛选到相应的生活环境及社会阶层中,并导致不同受教育群体幸福分化现象。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模型和期望适配理论模型,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模拟与演化不同情境下教育、社会阶层与幸福如何漂移,并解读这种幸福“漂移”的重要含义,以探究教育、社会分层与幸福感之间的总体关联特征,对于如何衡量和阐释教育和幸福感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个体期望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根据前景理论,个体幸福感是由期望望和现实成就之间的差距决定的。本文将教育参考点移动,导致主观幸福感曲线的移动定义为幸福函数的“漂移”。研究结果发现:（1）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物质因素收入和社会地位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逐渐减弱,而非物质因素健康对相应受教育群体和社会阶层幸福感影响却逐渐增强;（2）收入对教育-幸福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而社会地位与健康却显著调节教育-幸福关系,且在社会地位的负向调节效应下,教育-幸福关系呈倒U型;（3）受教育程度与相应社会地位期望失配是导致社会地位调节效应为负的要因。只有在满足或超出相应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期望的情况下,更高教育才能与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联系在一起,进而得出期望适配社会地位与教育能力,保证幸福水平高位运行的结论。由此我们认为:“幸福悖论”逻辑争议的起点应该转向,那就是如果经济增长的确有利于国民幸福感提升,那么政府理所当然抓住经济脉搏;相反,“幸福悖论”果真出现,这就镜鉴政府当以教育为抓手,探寻改善非物质民生条件以增进国民幸福感的适配路径,预防重蹈“功利主义”覆辙,陷入“幸福悖论”的怪圈。此外,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国民幸福诉求应实施精准治理,提供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打破阶层壁垒,激发社会活力,着力建设收入“收入分配制度公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群体利益博弈制度化、文化价值认同大众化”四位一体的“幸福均衡阀”。在保障各阶层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同时,塑造普遍认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求得每个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共享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