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种可变性较强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任何语言都存在内部的变化。因为不同语言间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接触，必然会引起语言的演变。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流动及大众传媒的影响，客观上促使了祁东方言与普通话接触程度加剧，通用量词“只”的使用正在被普通话量词所渗透，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量词“只”的使用发生了变化。　　本研究以语言接触理论为指导，采用社会语言学的观察法和访谈法对祁东本土八十名调查对象进行日常语言采集，共收集了436条量词使用实例。然后通过GoldVarb X软件,以数据统计的方式对所得的语言数据进行处理。　　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祁东方言通用量词“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3）该量词在日常生活中变化的特点是什么？（3）不同的语言因素和社会变量是如何影响该量词变化的？　　研究发现，祁东方言通用量词“只”的使用情况发生了变化。方言量词“只”的使用受自身演变的发展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少，而普通话量词的使用却越来越受当地人青睐。通过分析数据得出了量词“只”参与构成的三种变化的句法结构，其中，“（数+）只+名”结构变化的最多，其次是“指+只+名”结构，而“动+只+宾”结构却几乎没变化。结合收集到的语料可以发现量词“只”变化的特点：在使用范围方面有减少的趋势，普通话的专用量词逐渐代替传统的方言量词“只”。另外，通用量词“只”的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从语言因素来看，在指称意义方面，表不定指义的名词短语使用普通话量词的频率高于表定指义的名词短语；而表类指义的名词短语量词的使用依然由“只”承担。在语法功能方面，最根本的个体标记功能是变化形式的主力军；而冠词化和音节助词用法是语法化过程中衍生的新功能，量词“只”倾向于出现在这两种功能中。从社会因素来看，量词“只”变化的总体分布显示女性使用普通话量词的频率高于男性；量词“只”的变化更多地发生在18-40年龄阶段；另外以学生使用普通话量词的比例最高；教育水平在大学及以上的人群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量词。另一方面，通过对影响量词“只”使用的各因素组的分布分析，发现男性使用“动+只+宾”结构的频率要远高于女性；三个年龄组尤其是41-65和7-17年龄组中的“动+只+宾”结构使用的频率都高于它的新模式；高中、初中及以下两个教育程度组依然还是倾向于使用“动+只+宾”结构；在职业方面，除学生外，其他三组使用“动+只+宾”的频率要偏高于量词“只”的新模式。通过对上述的分布分析，可以得出普通话量词“个”向祁东方言传统的“动+只+宾”结构领域前进，仍需进一步的大力推动。　　方言通用量词的变化是当地社会文化变化的一种缩影。本研究以祁东方言作为考察点，对通用量词“只”的使用情况调查分析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现阶段量词“只”使用的动态过程，并能预测它的发展甚至可窥见量词“只”在湘语中的整个发展趋势，对加深祁东方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方言变异与变化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