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政治哲学并非是以格言形式堆积而成的一盘散沙，笔者认为，尼采的政治建构有其一贯的逻辑性，体现为其政治哲学是建构在强力意志或生命意志基础上的并使生命达至艺术拯救提供条件的一座过度性桥梁，对此有三层理解：首先政治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客观体现，是全力意志的一种外化，真正的政治必须立足于权力意志之上并服务于其要求和规定；其次，生命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生命陷入基督教道德的否定之中，基督教道德设定了一个生命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这是灵魂信仰和追求的世界，同时生命被贬堕为“恶”，这样，生命的价值遭到误解和否定，在场的事物被颠覆为退场的事物，“主人道德”被否定，这是“道德上的奴隶起义”的结果，同时基于基督教道德之上的现代民主政治虽然使人回到了尘世，但是又将生命齐一化和平庸化，造成特殊文化和特殊种族的缺位，而正是这种文化和这种种族才能真正地肯定生命；另一方面，生命的危机是权力意志内在的要求所致，因为权力意志的一个特质就是连续地生成和毁灭，就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而言，毁灭就是其必然的命运。 针对第一重危机，尼采的解决方案是对传统和当下的价值进行彻底的重估，还生命以真实的面目，还价值以正当的规定；针对第二重危机，尼采祭出了艺术的拯救方案，这种艺术的范型是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悲剧，它以赋形的方式留驻生命生成的瞬间，以“诚实的谎言”唤起对生命的信仰，从而肯定了生命。但是这种艺术的产生并不是诞生在每一个时代，它有自己特殊的时代背景，例如古希腊城邦政治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范型，遵照这种范型，尼采提出了自己的“大政治”概念，并且推出一种理想的贵族政体。这种政治背景下，高等人将会重掌政治，哲学家将成为立法者，同时哲学家又是悲剧艺术的创造者，悲剧艺术的再创完成了由生命到艺术的过渡，政治则实现了在两者之间作为桥梁的功能；最后，政治作为桥梁，是一种工具性建构，当其完成使命之后就必然会消亡。 尼采的政治建构，存在着诸多不可开解的矛盾，有一个矛盾是基本性的，即政治的消亡势必会导致悲剧艺术的消亡，从而难以完成对生命的拯救使命。因为古希腊悲剧的诞生、成长和衰落都是在城邦之内完成的，这说明悲剧艺术和政治，同生共死，息息相关。如果是这样，当生命跨过政治之桥时，发现的却是悲剧的尸体，向后，桥梁已毁，向前是悲剧的尸体，生命已不能留驻，惟有纵身跳入时间的毁灭之流里。这个矛盾把我们带入了更彻底的生命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存在仍有待追问。同时即使尼采政治思想存在着诸多矛盾，也不应该否定尼采对人在现代社会中所遭遇的种种境遇的发掘和担忧，以及他对人类的改善和提高所做的尝试性建构，这对当今社会中人的生存意义应该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