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美学”是指以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中国电影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纪实精神,到了文革期间,更是发展到了“八个样板戏”的僵化模式,沦为空洞的政治教化工具。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经过第四代导演的引进、第五代导演的“消隐”、第六代导演的高举,走过了一个对“纪实美学”的缺失进行弥补的历史过程。　　 本文共分四章,对上述历史过程进行探寻和研究。首先,对西方“纪实美学”的概念内涵、及中国电影的写实主义传统进行概述。在以往的研究中,对“纪实美学”的概念界定往往仅限于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理论,为了追求概念的全面性,本文将弗拉哈迪、维尔托夫、格里尔逊的相关理论也纳入了讨论的范围,同时对“纪实美学”的人道主义内涵进行了专门的分析。　　 其次,分析新时期初始“纪实美学”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及其文化动因:为了表达文革时期带来的“伤痕”意识,同时将电影语言从意识形态符号之中解救出来,第四代导演在电影创作中主动追求“纪实美学”风格,掀起了中国电影的“纪实美学”初潮。本文认为,这一时期的“纪实美学”,作为一个文化策略的意义大于美学追求,是一种“变调的呐喊”。　　 再次,对80年代中期,“纪实美学”在中国电影界从消隐到重现的过程进行研究。以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通过“造型美学”对历史文化进行“寓言”式的书写,纪实美学”的发展暂时截流,到了80年代后期,张艺谋和宁瀛的电影创作才重新回归“纪实美学”。出于第五代导演和“寻根文学”在精神血脉上的相连,本章主要通过文学的角度来分析“造型美学”所对应的社会文化背景,探寻“纪实美学”截流的内因,并以《黄土地》为例,分析了“造型美学”和“纪实美学”的不同之处。　　 第四,对从80年代末至上世纪末的“纪实美学”进行探寻和研究。一般的“纪实美学”研究往往局限于叙事电影,本文将“新纪录片运动”纳入了研究范围。本文认为,“新纪录片运动”和第六代导演无论在美学上,还是哲学内涵上,都更契合安德烈巴赞的原意,在他们这里,中国电影才完成了对意识形态神话的解构,使电影走向了世俗和个人。　　 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采用纵与横、点与线相结合的方法,在纵向上既有美学史的线性梳理,又有个别导演个别作品的微观分析:在横向上,除了美学分析,还着重于对背后的文化背景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这是“纪实美学”在中国电影扎根生长的一个过程,也是中国完成电影语言现代化、树立电影本体意识的一个过程,它见证了中国新时期的时代发展及其对应的不同文化品格,见证了时代之于电影的强大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