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快速增长、改革不断深化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激烈社会变迁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我国城市居民的贫困问题便是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城市反贫困的过程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制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城市贫困群体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并被喻为“最后一道安全网”。由于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尽管城市贫困群体的绝对贫困在低保制度的救助下得到了解决,但是处在低保体制内的群体相对贫困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与城市普通居民相比,城市低保群体的相对贫困给城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增添了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城市低保群体的相对贫困问题应该得到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本丈在深入分析和总结以往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南京市230户低保户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深入分析了南京市城市低保群体的贫困状况。通过调查,发现城市低保群体的贫困表现为五个方面：第一,家庭收入水平低,来源单一化；第二,家庭支出水平低；第三,债务负担重,家庭扩大再生产能力差；第四,住房条件差且自有率低；第五,耐用消费品总量少,类型较为单一。在分析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本文依据社会排斥理论对影响城市低保群体贫困的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在转型期的社会,失业和非正规就业使得城市低保群体受到了劳动力市场的双重排斥,严重影响了低保群体的收入来源,导致其直接陷入了贫困；利益表达渠道的受阻和缺乏组织庇护,使得低保群体在政治上无权或少权,导致了低保群体在社会资源的获取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三险”的缺失,使得低保群体往往因为没有能力单独抵御社会风险而陷于贫困；社会交往规模小和社会网络关系结构底层化,使得低保群体在获取社会支持时机会较少,也是其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社会排斥才是构成城市低保群体贫困的深层次根源。正因为如此,制定城市低保群体反贫困政策,就必须以消除社会排斥为切入点,只有通过社会政策来改变“游戏规则”的不公正,才能从根本上帮助城市低保群体摆脱贫困的束缚,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本文认为,消除社会排斥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首要要消除就业歧视,促进城市低保群体充分就业,保证其基本的生活来源；其次,要消除政治排斥,促进低保群体维权渠道的建设,维护低保群体正当的政治权利；再次,要消除社会保障排斥,提高低保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为低保群体编织更加安全的社会保障网；最后,要消除社会关系排斥,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融合,使得低保群体遇到风险时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