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审美文化的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平民形象一直是艺术家用来叩问人生、反思历史、介入现实的重要创作对象。甚至在很多人看来,能否关注平民、塑造平民,是见证一个艺术家是否具有良知的重要标准。在日渐民主化的社会中,平民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巨大的道德优越感的词汇。正因如此,在当代审美文化三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平民形象,甚至于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平民叙事模式。这些平民形象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人物画廊,而且也加深了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的深度和内涵。对于“平民形象”这一概念中的“平民”一词,我们有不同于传统文化的用法。我们在论文中将“平民”视为一个经济概念,而非政治概念。之所以用“平民”这一概念,是因为对于我国这一随着经济改革而沉淀形成的群体,平民一词更为恰切。伟大的作家和深厚的作品总是为底层代言,或者直接诞生于底层和平民。对平民的关注不仅反映着一个艺术家是否达到了艺术的自觉,而且也关系到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真正的艺术家不仅会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来表达平民的所思所想所感,而且会深入挖掘平民之困窘的种种根源,并尽可能地思索平民摆脱困境的路径和方向。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艺术家就已经开始对平民进行关照,涌现出越来越多的表现平民形象,思索平民问题的作品。这些作品相比于那些沉浸于肉欲和狂欢的快餐文化、消费文化,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技术手段的发达,社会的进一步宽松和开放化,平民群体中的很多人也开始参与到审美文化的创造之中,促进了从“被塑造”向“自我书写”的转向。平民的生活状态以及爱恨情欲也得以在尽可能本真的状态中得到呈现,平民形象也具有了摆脱扭曲的历史机会。而对新时期审美文化中平民形象的演变、内涵及其价值与不足的梳理也就成了一个饶有趣味,但也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前人对平民形象的研究一般着眼于具体案例中平民形象或者某部作品所流露出的平民情怀的分析,且多站在肯定性的立场上,对其系统性的概述与局限性的分析较少,或者不够深入。本文力图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平民形象”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中的形成原因及特点分析,来进一步彰显平民形象在文化艺术创作中所体现的时代特征、是否具有典型性及作家的态度等。全文由四个部分组成:引言:梳理“平民”的内涵及平民从“被塑造”向“自我书写”的转向。首先,通过与人民、大众、底层等概念相比较区隔出平民的独特内涵。与平民相比,“人民”的政治意识意味浓,“大众”含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和消费特性,“底层”又往往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的道德正义性而且被视为唯一能保存着最质朴的精神和最纯洁的道德的阶层。其次,梳理平民从“被塑造”向“自我书写”的转向的原因和两类不同的写作主体对平民的不同关照。伟大的作家和深厚的作品总是为底层代言,或者直接诞生于底层和平民。对平民的关注不仅反映着一个艺术家是否达到了艺术的自觉,而且也关系到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深度和广度。真正的艺术家不仅会以感同身受的方式来表达平民的所思所想所感,而且会深入挖掘平民之困窘的种种根源,并尽可能地思索平民摆脱困境的路径和方向。第一章:八十年代审美文化中的平民形象。论文所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平民。这是一个经历了社会变革的群体,从控诉文革的“见证人”到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平民形象作为文艺表现的对象,在每个作品中是一个特殊的单独的个体存在,但是作为典型形象,他们又同时必然具有普遍特性。他们不仅以一个整体的面目被作为控诉文革的见证者,用以阐释那段错误的历史的存在。同时,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又以自身命运的主宰者和改革开放的拥护者的面目出现。本文认为,“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这一类反思小说不满足于文学对于无尽伤痛的表述,也没停留在对文革灾难的声讨和对所经历痛苦的抚摩层面以及泪水对于苦涩心灵的浸润层面。而是将笔触深入到心灵的内部,以反文革的姿态引起对痛苦的根源的追索。创作者们对平民采取了一种既同情又批判的立场。大多数作家在描写农民的时候采取的是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对于农民有着复杂而矛盾的感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通过探讨农民身处的现实困境和苦难的根源,展现了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普通农民的历史命运,充斥着对民族深沉的爱和对它前途的深切忧虑。作家在为民族精神代言的过程中,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实体化的内核——长期的封建宗法制伦理关系造成了农民的精神家园的荒芜。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很多作家采取了反思、批判的角度,他们对精神自由的关注不够。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文本对揭示灵魂深处的冲突和揭示人性中的恶的因素不够深刻。人的内在的精神冲突和超越性的自由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问都被政治斗争和社会问题所遮蔽了。第二章:九十年代审美文化中的平民形象。首先写平民形象是繁琐人生中的“卑微者”。这一时期的审美文化文本,关注平民,还原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示了日常生活的平庸、苍白与无奈,表达了一种平民化的价值观,体现了对世俗生活的认同。其次。写具有传奇色彩的“打工族”。在对当下城市打工者真实的文学表述中注意两种不同主体的写作。一类是“写农民”。怀有悲悯之心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工生存的艰难,自觉站在启蒙的立场上,以知识分子一贯的人文精神观照民工的生存现状。其叙事视角大都采用启蒙与世俗的双重视角。另一类是“民工写”,即“打工文学”作家们。他们“在生存中写作”,用一种平视的眼光进行文学创作,作品中充斥的是一种真实感、疼痛感。第三,写民间是文化救赎的道德圣地。90年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新变化。人生观、价值观最终在社会意识领域被重新建构。但是仍有一些创作者以无限虔诚的态度,将民间社会和平民百姓塑造为道德、良心的最后领地,塑造了一些道德完善、淳朴天然的平民形象。第三章:新世纪审美文化中的平民形象。首先写赵本山影视剧中塑造的一系列奇观化的平民形象。在这些审美文化文本中,他在形象上、语言上、动作上大量运用了丑角元素,将一些人物极力地丑化、奇观化,而作品中表现的媚俗化、庸俗化倾向满足了当代社会某种不太健康的情趣,这对他个人形象的突破和东北农村题材电影电视剧的发展形成了制约。注意到这些奇观化的平民形象的塑造是由于消费主义文化对生活的影响,指出在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防止文化低俗化和彻底的消费主义倾向,在娱乐的同时仍应坚守道德伦理的最后底线。第二,新世纪的影视剧成为了探索平民的人性深度的窗口。国产影视剧在日益产业化的今天需要满足商业诉求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必须以放弃对人文精神的探索为代价。新世纪的许多影视剧在表现普通人现实人生的同时负载了丰富的思想内容,一些影片在人性和国民性的表现上具有相当的深度。第三,随着技术的提升,平民这一群体也拥有了表达意见、书写自我的渠道和空间。尤其是随着手机、互联网等新型媒体的出现,平民表达自我的手段更加多样。博客、播客等网络形式的发达促进了私人空间的膨胀、电子媒体的传播功能推动审美主体的平民化和精英文化的式微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喧哗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平民的自我书写不但写出了处于生活边缘群体的精神和肉体的疼痛与苦难,也体现了对自我身份和价值的认同和一种敢于担当的人文精神特质。